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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的留日学生在上海成立了留日学生救国团本部，在北京和其他各省设立支部，开展反日宣传并联络各界支持取消协定的活动。1918年5月21日，阮湘、龚德伯、王希天等人领导在北京的留日学生，联络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工业专门学校等首都高校爱国积极分子2000多人，向北洋政府大总统冯国璋请愿，要求取消中日共同军事协定。即使在日本势力强大的东北地区，如安东、辽阳、间岛、珲春等地，也都有中国留日学生救国团的活动。他们甚至向在当时实际上处于日军占领下的西伯利亚地区工作的华侨散发反日传单。（19） 由此可见中国留日学生救国团活动范围之广泛，而且一直持续到五四运动爆发，融入新一轮的反日斗争中。 巴黎和会上，日本勾结其他列强，企图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再次激起中国留日学生的大规模反日运动。1919年4月11日，彭湃、黄霖生等人带领300余名愤怒的留日学生，在东京火车站痛击章宗祥。回国的中国留日学生也加入留日学生救国团，通电各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农会、各团体、各报馆等，疾呼：“日人持强横行……要求以山东问题，归中日自行解决者……野心昭然，中外共晓。”请求“专使既抗争于外，国民宜响应于内，全国一致，誓死力争。宁可退出和会，决不签字承认。并望各省召集国民大会，讨论办法，电告政府，始终坚持，庶凭民气，以挽主权”。（20） 呼吁坚持抗争，绝不对日让步。5月4日，留日学生获悉中国外交失败，乃以中国留日学生救国团的名义分别致电南、北两政府：“乞电专使严拒签字，决裂宁勿屈，生等誓死为后盾。”（21） 同时致电巴黎和会中国谈判代表：“祈勿签字，速退和会，宁为攘夺，毋自断送，否则咎有所归，恐难为公等恕也。”（22） 表达了留日学生坚定的爱国立场。5月7日，在国耻三周年纪念日，中国留日学生分两组向各国驻日使馆发起请愿运动。但是，在行进途中两支请愿队伍都遭受了日本军警的拦截、围攻和毒打，造成了至少29人受伤、36人被捕的惨剧（23），激起了留日学生更大的愤慨，很多人因此相率回国。 针对这一现状，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纷纷指责本国政府，认为镇压中国留日学生的政策必将恶化未来的中日关系。法学家寺尾亨博士说：“警察却把他们当作暴民，大力镇压，这实在是十分遗憾的事……留日学生都是中华民国的精英，他日当会成为中央或地方的重要人物，特别是近日拘禁的多是彼国名流的子女。他们怀着愤恨而返，其结果如何，不言而喻。这真是令人寒心的事。本人昨日与头山满氏倾谈，谋求今后应如何善后……今日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的松本校长来访，谓其学校千多名学生之中，竟无一人上课，可见事情恶化，不仅是教育界问题而已，有识者必须共谋良策，唤起舆论，大力促成政府反省。”（24） 他呼吁各界联合起来，共同敦促政府放弃对中国留日学生的镇压政策，改善中国留日学生待遇。 中国留日学生不断恶化的对日感情和反日斗争，给本欲培养他们亲日感情的日本政府很大的刺激。日本政府从中国留学欧美学生多数成为亲欧美论者，而留日学生多成为反日论者的现实中，不得不思考改善这种状况的对策。 其次，欧美诸国争夺中国留学生教育权，给日本政府造成很大压力。欧美诸国对中国人留学日本后来居上的态势深感焦虑和嫉妒，遂各显神通，采取了种种优惠措施吸引中国人前去留学。美国政府率先决定退还庚子赔款，资助中国人赴美留学。1908年7月，美国政府正式通知清政府外务部：从1909年至1940年，将美庚款之半数1078.5286万美元，逐年逐月“退还”中国，由中美组成董事会共同管理，专门用于选送中国留美学生和开展中美文化科技交流。（25） 1909年6月，清政府设立游美学务处。1911年4月正式成立清华学堂。这二者先后负责考选、甄别和教育留美学生，拉开了近代中国庚款留美运动的序幕。此后，中国留美学生人数逐年增加，1912年为594人，1914年夏留美中国学生会会员增至1300名，1915年11月留美学生总数为1416人，1917年超过1500人，1924年达到1637名，（26） 仅次于留日学生的规模。 民国初年，法国也成为中国人出国留学的重要目的地。1912年，吴稚晖、汪精卫、李石曾等人在北京组织留法俭学会，宣传和组织部分青年赴法国半工半读，为经济条件不太好的有志青年提供了一条出国留学之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国青年男子纷纷奔赴前线，教学资源闲置，不少工厂因缺少劳动力被迫停产，一些农田因无人耕种而荒芜，法国政府和业界乃从中国招聘大批华工前往应急。1915年，蔡元培等人见机组织勤工俭学会，鼓励中国青年前往法国留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因这场战争损失了数百万青壮年劳力，所以对劳工的需求仍然很旺。法国政府鼓励成立中法友好协会，支持创办里昂中法大学，积极接受战时劳工和勤工俭学者。故而，一些战时劳工便留在法国半工半读，同时也吸引着中国国内的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形成了近代中国大规模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其中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就是在这一时期赴法留学的。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正在奋斗的中国人以很大的鼓舞，了解和学习俄国革命道路成为许多中国青年向往的事情。苏联为突破国际孤立，寻找东方的战略伙伴，向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伸出友谊之手，积极接收和培训其派遣的留学人员。之后，中国共产党人也有不少被选派到苏联接受社会主义教育，学习其革命和斗争的经验。另外，一战期间留在苏联服务的劳工和因战争从德国辗转到苏联的中国人中，也有一部分进入苏联学校学习，形成了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的“留苏热”。如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刘伯坚、聂荣臻、李富春、蔡畅。 中国学生转向了留学环境相对较好的欧美诸国，不仅使留日学生人数急剧减少，而且也相应地缩小了日本教育对中国的影响力。1920年12月13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决定将与日本“五校特约”在1922年期满后解除（27）。解除“五校特约”的同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在国内教育体制的改革中，决定采用美国的六三三学制，反映了美国教育对中国人的影响力正在逐步增强的趋势，这也导致日本国内各界人士产生一定程度的危机感，纷纷建议本国政府反省中国留日学生政策。 再次，国会议员的质问与建议，迫使日本政府做出了改善中国留日学生待遇的承诺。从事留学生教育的松本龟次郎、服部美佐雄等教育界人士，面对中国留日学生人数不断减少的现实，建议日本当局改善留日学生教育环境（28）。他们的呼声渐渐地得到一些政界人士的支持，从而将中国留日学生问题提上了国会议事日程。 在1918年3月日本第40届国会上，首次通过了两项关于改善中国留日学生待遇的议案，反映出中国留日学生问题已引起日本国内各界的高度关注。1918年3月20日，高桥本吉等5名议员共同提交了《有关中国人教育的建议案》，建议：1.为中国留日学生建设宿舍或其他设施；2.开展中国留日学生与日本上流社会的接触和交往；3.为他们提供参观实习的方便。“希望政府把这些要求作为国民的呼声切实实行”，“望政府从速制定适当之措施”。（29） 其中表达了对改善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的强烈愿望和急切心情。三天后，关和知联络4名议员提出《关于日中文化设施之建议案》（30），表达了日本对中国教育影响力下降的担忧，希望通过教育来改善中国留日学生和中国人对日本逐渐恶化的感情。3月26日，经过以头本元贞为主席的专门委员会研究，向国会提出了解决前述两项提案的建议：1.对中国留日学生教育及待遇提供更便利之设施；2.日中两国合作在中国设立高等教育之设施；3.为促进在中国学习日语，应谋求适当之方法。（31） 该建议在议会获得通过，促使日本政府研究改善中国留日学生政策。 以此为契机，在第43、44、45届国会上，越来越多的日本议员向其政府提出质询和建议，敦促政府就改善中国留日学生待遇问题作出承诺或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1920年7月19日，众议院议员清水留三郎、小山松寿联合33名议员，在第43届国会上质问文部大臣中桥德五郎，将采取何种政策改变中国留日学生多成反日论者而中国留美学生却多成亲美论者的现状。（32） 1921年2月9日，清水留三郎在30名议员的支持下，向第44届国会提出了《关于中华民国留日学生的质问注意书》，再次质询政府对此有何对策。（33） 同月22日，由文部大臣中桥德五郎、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内务大臣床次竹二郎联署答辩，表示日本政府一直关注中国留日学生的生活状况，并命相关官厅研究改善方法（34），承诺逐步改善留日学生的待遇。 此外，一宫房治郎议员在同年3月24日向国会提交了《关于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教育之建议案》。建议：1.对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提供各种经济上的援助；2.对中华民国留日学生开放各种学校的门户，不必计较烦琐呆板的规定，简化其入学手续；3.对专为中华民国留日学生而设、提供以日本语为主之中等程度的预备教育，其成绩昭著的私立学校，予以相当保护，充实其设备，以收完全教育的效果；4.政府与中国当局应坦诚交涉，订立四校特约的永久之协定，且尽可能增加官费留日学生名额，并制定广泛接受计划；5.应研究中国留日学生之实况，予以善导，使其了解我国真实国情，以达成原有之教育宗旨，使无遗憾，故当设立中国留日学生教育调查会之类的机关，而以精通中国事情之朝野人士组织之。（35） 3月26日，该建议案在议会获得通过，其部分内容成为之后日本政府改善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的重要参考蓝本。 在日本第45届国会上，改善中国留日学生待遇问题仍是被关注的焦点之一。1922年3月14日，松本龟次郎与其他6人联合向国会递交了《关于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教育之请愿书》（36）。他们在请愿书中陈述了天天都有中国留学生离开日本转学欧美和因绝望而归国的紧急情况，指出中国留日学生教育问题刻不容缓，若不采取适当的对策，数年之后恐再也见不到中国留日学生的身影，中日两国的亲善与共荣殊堪忧虑。他们还建议续订接受中国官费留学生的特约，放宽中国留学生申请入学官私立大学及高等学校的资格，请求政府将征收中国留学生的教育费列入财政预算之中，改善教育留日学生的各种教学和学习设施。他们的建议均为国会接受。3月24日，荒川五郎联合11名议员向国会提出了《关于退还庚子赔款的建议案》，建议政府将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充做中国留日学生的学费。当天，山本条太郎联合6名议员提出《关于对华文化事业设施的建议》，也建议政府拿出部分庚子赔款，用做招徕和教育中国留学生的经费。国会很快为此成立了专门委员会，25日在国会中通过了这两项提案。（37） 这为第46届国会顺利通过《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案》做好了必要的准备。 部分国会议员和从事中国留学生工作的教育界人士，不断地向国会提出质询和建议案，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承诺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以改善中国留日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最后，日本驻华使领馆直接向外务省提出改善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的报告，给日本政府很大的触动。日本驻华使领馆人员最明显地体会到了美国退还庚款所取得的巨大效益，如既选拔了优秀的留美生源，还改善了中国人的对美感情，故而希望本国政府效法美国，实行“退款兴学”，以有效地遏制中国留日学生的反日情绪，培养其亲日感情，以带动中国民众对日本印象的改善。1918年2月24日，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向本野外相汇报了美国退款兴学取得的巨大成就，称中国的“留美出身者不仅衷心怀抱亲美主义，而且联合同志，相互提携，积极活跃于中国政界和其他各方面”，慨叹“事实上占最多数的留日出身者，不仅没有组织强固的团体，反而对其培养地日本抱有恶感，进而充当反日运动的领导人”。他认为，其原因在于日本国内“没有为留日学生建立任何系统的教育设施，而且教育留日学生学校往往存有营利的观念”。鉴于中国留日学生在中日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建议政府“通过减免庚子赔款或其他方法，迅速为留日学生建立完备的教育设施”。（38） 日本驻华公使看到了日、美两国政府的中国留学生政策差异所带来的截然相反的结果，呼吁政府通过减免的庚款来完善中国留日学生教育设施，改善中国留日学生待遇，以平息中国留日学生的反日情绪。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因受战时经济的影响，物价很高，许多中国留日学生陷入经济困境，被迫辍学回国。1920年4月15日，“东京中国官费留学生，因物价腾贵举出代表三名归国向本国政府陈述困难实状”（39），请求增加学费补助额。日本警视厅指出：“1920年时帝国大学学生补助62元，其他专门学校学生补助56元，即使再加上从其他亲属那里获得的补助，仍旧很难维持留日学生的日常生活。”（40） 反映了即使官费留学生，也因物价上涨而很难维持生活，那么，经济拮据的自费留学生更是雪上加霜。据陈新宪回忆，那些“流亡到日本的留学生在没有考取官费之前，大都靠社会关系借贷度日。就是在国民革命军当过团长的李涛、彭梦庚二同志，在总政治部任过主任的李一氓同志，生活也是艰苦的……文艺界流亡到日本的生活更苦……大岗山的中国料理店，我们穷学生也多欠有伙食钱未清”（41），这里再次证明了留日学生的困难情况。因无法解决留日学生经费问题，1920年一年内先后有江庸、林？{翔、金之铮三位留日学生监督被迫辞职（42）。留日学生为学费问题于1922年6月和1923年6月两次包围公使馆（43），在中、日两国引起极大震动。由于严酷的经济环境，那些无法筹到生活和学习资金的中国留日学生被迫辍学回国。 部分日本驻华人员从日本在华的长远利益考虑，高度关注中国留日学生的经济困难问题，建议政府采取适当的措施和提供必要的补助，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1921年2月21日，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东乙彦向军部呈递了《支那人教育私见》，其中指出：东京的一些教育机构和宿舍肆意盘剥留日学生，这是导致他们产生反日情绪的重要原因。建议只有官立或官方认定的学校才能允许中国留学生入学，宿舍也只有官公设立或确由实业家创设的才能允许中国留学生入住等（44），希望政府改善中国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环境。1922年7月19日，日本驻杭州代理领事清野长太郎向外务大臣内田康哉报告，向来较为富裕的浙江留日学生中也出现了“因不能支付学费而被学校勒令退学，不能支付宿舍费用而被迫转宿等现象，陷入极其困窘的状态”（45），建议帮助那些陷入困境的留日学生。1922年8月9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船津辰一郎为解决中国留日学生学费不足、留日学生人数大幅度下降的问题，向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建议，拿出部分关税设立教育基金，或将庚子赔款充做教育经费（46）。这些建议虽未直接转化为日本政府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政策，却推动了日本政府对留日学生政策的改善。 日本政府和军部逐步推进大陆政策，特别是“二十一条要求”彻底暴露了其独霸中国的狂妄野心。中国留日学生与日本政府的冲突由此愈加剧烈，加之一战时期日本物价暴涨，遂在欧美诸国的积极招徕下，中国留日学生人数持续减少，而留学欧美者日益增多，给日本各界人士造成了不小的冲击，纷纷建议政府改善中国留日学生政策。日本政府遂决定改变此前相对冷漠的中国留日学生政策，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积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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