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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贞观政要》（以下在不致误会的情况下只称《政要》）的成书时间，我曾写有三篇文章进行讨论[1]。今再讨论，故名“四论”。在以前的三文中，我认为《政要》成书在开元十年（722），编辑时间在开元八年至十年之间。现在我修正为成书在开元九年九月至十年十月之间，着手编辑的时间的上限可以定在长安元年（701），正式的编辑时间可以定在开元八年五月至十年十月之间[2]。谢保成先生认为：《政要》“着手编录”“大约”始于开元五年（717）；正式编录时间在开元八、九年，而“基本撰成”时间的下限在开元十三年（725）；进呈玄宗的时间在开元十七年（729）。此见其《试解<贞观政要>成书之“谜”》（以下称《成书之谜》）、《再论<贞观政要>的成书问题--日本学者原田种成“两次进书说”难以成立》（以下称《成书问题》）和《贞观政要集校》（以下称《集校》）二文一书[3]。《集校》晚出，但代表着谢先生最成熟的表述，故本文以之为主进行讨论而兼及《成书之谜》和《成书问题》。 谢先生在《政要》研究方面用力很大，成绩可观，我读其著述，获益良多，但很明显，他关于《政要》成书时间的意见是我不同意的。现在我把我不同意的理由写在下面，希望得到谢先生和学界同仁的指教。 一 关于《政要》的“着手编录”及相关问题谢先生在《集校》中说“大约自开元五年（717）始，吴兢即着手编录《贞观政要》，初具规模，因而书前题写‘卫尉少卿兼修国史’”[4]，理由是《直斋书录解题》有《政要》前题“卫尉少卿兼修国史”的记载，因而要使他的解释与《直斋书录解题》的记载一致。我认为，以《政要》前题“卫尉少卿兼修国史”而论，就应理解为《政要》成书及进呈玄宗之时吴兢正任“卫尉少卿兼修国史”才合事理。为什么还要说只是“初具规模”呢？可见，谢先生的理解是有问题的。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认为，问题就出在谢先生对吴兢《上<贞观政要>表》中“微臣以早居史职，”“（对‘太宗文武皇帝之政化’）莫不成诵在心”、“并随事载录，用备劝戒”、“仍以《贞观政要》为目”及《贞观政要·序》中“体制大略，咸发成规”等文句的意义没有足够的理解。既然说“早居史职”而有对“太宗文武皇帝之政化”“莫不成诵在心”、“并随事载录，用备劝戒”之事，而吴兢入史馆的时间的上限可以定在长安元年（701）[5]，那么，将吴兢编录《政要》的时间定在开元五年，岂不是晚了一点？可见，“早居史职”不能定在开元五年。值得注意者，“随事载录”一语显示“载录”时已有内容的分类，而此分类当有取鉴于《太宗政典》及《帝范》者[6]。也就是说“随事载录”之“事”即是内容分类之“类”，此“类”大有取鉴于《太宗政典》及《帝范》的可能。既如此，谢先生何以要将《政要》“着手编录”的时间定在开元五年？因此，谢先生说《新唐书》、《全唐文》所载的吴兢《上玄宗皇帝纳谏疏》，其上奏的时间“当在开元五年或五年之后”，并以此作为“《贞观政要》一书已具雏型”的证据，在事理上是有问题的。--谢先生说： 疏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太宗“尝谓宰相：‘自知者为难。如文人巧工，自谓己长，若使达者大匠诋诃商略，则芜辞拙迹见矣。天下万机，一人听断，虽甚忧劳，不能尽善。今魏征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鉴照形，美恶毕见。’当是时，有上书益于政者，皆粘寝殿之壁，坐望卧观，虽狂瞽逆意，终不以为忤。”这在今本《贞观政要·求谏篇》贞观十六年、贞观三年，全能找到，只是个别字稍有不同（说明一）。疏文中“太宗皇帝好悦至言，时有魏征、王珪、虞世南、李大亮、岑文本、刘洎、马周、禇遂良、杜正伦、高季辅，咸以切谏，引居要职”，在《贞观政要》卷2也都可以得到印证（说明二）。除开《任贤篇》所叙8人外，李大亮在《纳谏篇》专有一节叙其“竭节至公”，高季辅也有一节记其“上疏陈得失”（说明三）。太宗在太子李治犯颜进谏后的一段话，“自朕御天下，虚心正直，即有魏征朝夕进谏。自征云亡，刘洎、岑文本、马周、禇遂良等继之。”这不也与吴兢上疏正相吻合！（说明四）疏文中征引古语“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用龙蓬（逄）、比干忠谏受害作比喻等，与其书卷2“求谏”、“纳谏”两篇所记，也如出一辙（说明五）。这一切都说明，吴兢在《上玄宗皇帝纳谏疏》时，即开元五年（717）前后，《贞观政要》一书已有雏型。[7] 说明一：谢先生说“疏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太宗‘尝谓宰相：“自知者为难。如文人巧工，自谓己长，若使达者大匠诋诃商略，则芜辞拙迹见矣。天下万机，一人听断，虽甚忧劳，不能尽善。今魏征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鉴照形，美恶毕见。”当是时，有上书益于政者，皆粘寝殿之壁，坐望卧观，虽狂瞽逆意，终不以为忤。’这在今本《贞观政要·求谏篇》贞观十六年、贞观三年，全能找到，只是个别字稍有不同“。我认为，这不好说”只是个别字稍有不同“。请看《政要·求谏篇》[8]贞观十六年、贞观三年的文字：“贞观十六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自知者明，信为难矣。如属文之士，伎巧之徒，皆自谓己长，他人不及。若名工文匠，商略诋诃，芜词拙迹，于是乃见。由是言之，人君须得匡谏之臣，举其衍过。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常念魏征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镜照形，美恶必见。’因举觞赐房玄龄等数人勖之。”“贞观三年，太宗谓司空裴寂曰：‘比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朕总粘之屋壁，出入观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亦望公辈用心不倦，以副朕怀焉。’”按：《政要》贞观十六年之文又见唐王方庆《魏郑公谏录》卷5和《册府元龟》卷157《帝王部·诫励第二》，前者所记较《政要》为详，后者所记虽较《政要》所记为略，但不仅明记时间在十六年五月，而且文字与《政要》文字有异，表明其非来于《政要》，值得注意。而最当说明者，王方庆卒于则天长安二年（702）五月[⑨]，则《魏郑公谏录》之成乃在长安二年之前。吴兢身居史馆，能读王氏书，其作疏文引用之，都是自然的。即使不能读王氏书，衡以王书材料亦当来于《太宗实录》等书之故，而吴兢参与修《唐书》，亦必当熟阅《太宗实录》等书，故其作上玄宗皇帝之疏文引用之，亦是自然的。既如此，谢先生何以要将吴兢疏文与《政要》联系在一起？《政要》贞观三年之文，《册府元龟》卷58《帝王部·勤政》亦载，但时间在武德九年十二月（《玉海》卷124《官制·唐待制附次对》记在十月），可知乃别有来源，不好说吴兢作疏文必从《政要》取则。因此，我虽然认为《政要》的始编时间的上限可以推到长安元年（701），从而认为吴兢作疏文有从《政要》稿取材的可能，但不得不认为谢先生一定要将吴兢疏文与《政要》联系在一起，且一定要与开元五年此时间联系在一起，并以之作为《政要》在开元五年前后“已有雏形”之证据的做法，从论证方法说，是多有不可取的。也就是说，谢先生没有达到其论证目的。 说明二：谢先生说“疏文中‘太宗皇帝好悦至言，时有魏征、王珪、虞世南、李大亮、岑文本、刘洎、马周、禇遂良、杜正伦、高季辅，咸以切谏，引居要职’，在《贞观政要》卷2也都可以得到印证”。我认为，此所云“得到印证”，那只是就《政要》卷2《任贤篇》所记房玄龄等八人之事而言，但此吴兢之《疏》所言乃十人，不仅顺序不同，而且所列人数亦有差别。《任贤篇》所列诸人的顺序是：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李靖、虞世南、李勣、马周。而吴兢此《疏》所列人的顺序是：魏征、王珪、虞世南、李大亮、岑文本、刘洎、马周、禇遂良、杜正伦、高季辅。《疏》文十人中的李大亮、岑文本、刘洎、禇遂良、杜正伦、高季辅六人都不在《任贤篇》中；《任贤篇》八人中有房玄龄、杜如晦、李勣三人都不在《疏》文中。可见，谢先生此处用作证据的诸人的情况，其有效性是当考虑的。 说明三：谢先生说“除开《任贤篇》所叙8人外，李大亮在《纳谏篇》专有一节叙其‘竭节至公’，高季辅也有一节记其‘上疏陈得失’”。我们有必要看其情况。 先看李大亮事。《政要》卷2《纳谏篇》之文曰：“贞观三年，李大亮为凉州都督，尝有台使至州境，见有名鹰，讽大亮献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绝畋猎，而使者求鹰，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使非其人。’太宗下书曰：‘以卿兼资文武，志怀贞确，故委藩牧，当兹重寄。比在州镇，声绩远彰，念此忠勤，岂忘寤寐？使遣献鹰，遂不曲顺，论今引古，远献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恳到，览用嘉叹，不能已已。有臣若此，朕复何忧！宜守此诚，终始若一。《诗》云：“靖恭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古人称“一言之重，侔于千金”。卿之所言，深足贵矣。今赐卿金壶缾、金椀各一枚，虽无千镒之重，是朕自用之物，卿立志方直，竭节至公，处职当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闲，宜观典籍。兼赐卿荀悦《汉纪》一部，此书叙致简要，论议深博，极为政之体，尽君臣之义。今以赐卿，宜加寻阅。’“《旧唐书》卷62《李大亮传》：“出为凉州都督，以惠政闻。尝有台使到州，见有名鹰，讽大亮献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绝畋猎，而使者求鹰。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使非其人。’太宗下之书曰：‘以卿兼资文武，志怀贞确，故委藩牧，当兹重寄。比在州镇，声绩远彰，念此忠勤，无忘寤寐。使遣献鹰，遂不曲顺，论今引古，远献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恳到，览用嘉叹，不能便已。有臣若此，朕复何忧。宜守此诚，终始若一。古人称”一言之重，侔于千金“，卿之此言，深足贵矣。今赐卿胡缾一枚，虽无千镒之重，是朕自用之物。又赐荀悦《汉纪》一部。’下书曰：‘卿立志方直，竭节至公，处軄当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闲，宜寻典籍。然此书叙致既明，论议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今以赐卿，宜加寻阅也。’”按：此有二“下书”，或有重累，故疑二“下书”本为一书之语，编者有所未明而分为二书，故意思有所重复混乱。因为第二书中“此书”指《汉纪》，若分为二书，则不明“此书”何指。同时为二书没有必要，若二书有时间间隔，第二书先不言《汉纪》，而书中但言“此书”便是指代不明。但此非本文重点所在，可不备论。可注意者，“今赐卿胡缾一枚”与《政要》之文有异，此为吴兢等编《唐书》时删略所致，抑或《唐书》流传过程中夺文所致，已不可知。又“然此书叙致既明”之“然”字，于文义不协，当为衍文，此字之衍有可能产生于吴兢等编书之时，也可能产生于书成之后的流传过程之中。但此可言《政要》之文来于吴兢曾预修的《唐书》，亦可言《政要》之文与吴兢曾预修的《唐书》有相同或相近的材料来源。从而亦可言吴兢《上玄宗皇帝纳谏疏》中言及李大亮的文字未必一定就是从《政要》取来。谢先生既认为《政要》来于吴兢曾预修的《唐书》，而今本《旧唐书》的有关记载可为依据（详后文），那么，怎不说吴兢疏文涉李大亮的文字是参考《唐书》而来呢？实际上，从上文所言《李大亮传》有二“下书”而《政要》之文只有一“下书”即表明《政要》之文非来于《唐书》，此可见谢先生据以论述的依据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