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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也明白，汪精卫的立场逐渐右转，与共产党分手是迟早的事情。在这个时刻，敢不敢同国民党决裂，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是中共中央面临的一大抉择。陈独秀后来回忆：“蒋介石、李济深相继屠杀工农后，国民党日益看轻了无产阶级的力量，汪精卫及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的反动态度与政策日益发展。我在本党的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两党联席会议时说：‘我们和国民党的合作日益入于危险，他们和我们所争的，表面上好像是……各个小问题，实际上他们所要的是整个的领导权，现在只有两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放弃领导权，或是和他们决裂。’会议上以沉默的态度答复了我的报告。马日事变后，我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退出国民党；最后一次，我说：‘武汉国民党已跟着蒋介石走，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是走上蒋介石的道路了。’当时只有任弼时说一声：‘是的呀！’和周恩来说‘退出国民党后工农运动是方便得多，可是军事运动大受损失了。’其余的人仍是以沉默的态度答复了我的提议。同时我和秋白谈论此事，秋白说：‘宁可让国民党开除我们，不可由自己退出。’我又和鲍罗廷商量，他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许。’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下去。我自始至终都未能积极的坚持我的提议，一直到此时实在隐忍不下去，才消极地向中央提出辞职书，其主要的理由是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陈独秀的这些心声是日后回忆时的感叹，当时的表现还是尽量维护与武汉国民政府的关系，并压制党内与国民党决裂的呼声。 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犯了致命错误 “马日事变”后，形势日益恶化。江西的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也在6月5日转向右派。他没有杀共产党人，而用“礼送出境”的办法，把在江西政府和军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方志敏等22人召集起来，每人发200块大洋，让他们离开南昌。随后，朱培德宣布南昌戒严，禁止工农运动。 共产国际也在关注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在1927年5月18日至30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面对中国革命的危急局面，斯大林仍认为“武汉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汪精卫是可以依靠的左派。会议最后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提出开展农村土地革命、武装工农群众，但坚决反对退出国民党，积极参加武汉政府的活动，并不指名地批评了陈独秀对上述问题的动摇态度。 在共产国际会议结束的当天，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给鲍罗廷、罗易和苏联驻汉口总领事柳克斯发出指示电。主要内容是：1.进行土地革命。通过农会从下面实际没收土地。同时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但不能动用军队。2.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让步是必要的。只应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暂时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3.改变国民党领导层人员的构成，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同时依靠工农组织中的数百万人扩大国民党地方组织。4.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5.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军事法庭，惩办迫害工农的反动军官。这就是“五月紧急指示”。 6月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独秀表示：“我们衷心赞同指示，但问题是我们党未必能够贯彻执行。”为什么呢？他在后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对当年国际的指示进行了逐条批驳。陈独秀认为：“企图在国民党内执行这些政策，仍然是幻想的口头上左倾的机会主义，根本政策一点也没有转变，等于想在粪缸中洗澡。” 周恩来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对的，他在延安整风时期反思道：“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没有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去篡党篡政篡军，搞土地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执行委员会议对中国问题的决议包括这四点：改造国民党使工农分子大批参加进去，这就是篡党；把农民协会变成为乡村的政权，这就是篡政；组织七万军队，其中要包括二万共产党员，这就是篡军。” 在这个关键时刻，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竟然把电报拿给汪精卫看。用蔡和森的话说，罗易是中了“汪毒”。汪精卫看了电报，明白了国际指示中共的意图，决心分共了。他后来说：“兄弟看过以后，觉得严重时期已到了。已到了争船的时候了，已到了争把舵的时候了。要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国民党变做共产党，否则只有消灭国民党之一法。要将国民革命带往三民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共产党变做国民党，否则只有消灭共产党之一法。正如一只船有两个把舵的，有两个不同的方向，除了赶走一个，更无他法。” 罗易的泄密，使汪精卫确立了分共的决心。这时，素有“倒戈将军”之称的冯玉祥也开始转向反共。他得到了苏联的援助和武器，看到蒋的力量越来越大，决心再次倒戈。6月22日，冯玉祥回到郑州，即制定“清党”章程。这使鲍罗廷幻想依靠冯玉祥的计划完全破灭，共产党的处境更加险恶。 6月底，在武汉附近的国民革命军第35军军长何键也借口武汉工人纠察队要暴动，准备带兵进城。最后，在鲍罗廷主持下，中共中央决定公开宣布解散纠察队。 6月29日上午，总工会秘书长刘少奇等执行了这个决定，将枪支弹药交到国民政府管理武汉卫戍事宜办事处，而总工会办公楼则由国民革命军第8军2师李品仙部接管。当时中央机关一片混乱，未向总工会和下边作出具体布置，总工会也不明了中央的意图，弄得手忙脚乱，一些人弃枪而逃。5000人的队伍，2000多支枪，就这样自行解散了，根本没有并入张发奎的部队。共产党失去了与国民党对抗的最后一张实力牌，陈独秀后来承认这是“莫大的错误”。“文革”中，中央专案组将此归结为刘少奇的一大罪状。其实刘仅仅是执行者，周恩来等人才是真正的决策人。 在夏斗寅、许克祥、朱培德、何键等相继反共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和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仍然把汪精卫、唐生智看成是国民党左派，认为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搞好同武汉政府的关系，因此对汪精卫处处采取迁就态度。解散工人纠察队的自杀行为，就是这种错误立场的产物。迁就的结果是不但未能挽回局面，还使整个形势更加恶化。 罗易的泄密，使鲍罗廷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感到极为愤怒，罗易在1927年6月初被调回苏联。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感觉鲍罗廷也不能执行他们的命令，于是派遣两位新代表--纽曼和罗明那兹来武汉，传达共产国际的新指示。 “七一五”：国共终于全面破裂 随着局势一天天恶化，中共中央内部的争论也日见激烈。蔡和森向中央提交他起草的《两湖问题决议案》，要求组织5万农民军，围攻长沙，解决许克祥。陈独秀训斥他“天天写信唱高调”，先撤去蔡和森代理中央秘书长职务，实行组织惩戒。陈独秀、鲍罗廷在离职前几天还决定调蔡和森到海参崴，调毛泽东到四川，使他们远离中央。在6月27日的中央会议上，团中央书记任弼时发言批评陈独秀，要求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精神。陈大发雷霆，说这是党的会议，青年团没有资格发言，并把团中央所作决议弃之于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太雷、瞿秋白赞成蔡和森、毛泽东的主张。6月6日，张太雷发表《武汉革命基础之紧迫的问题》，指出在当前反革命一齐向革命民众进攻的时候，我们“不应是撤退或解散我们的队伍，而应是整顿与强固我们的队伍，并一变以前无组织的反抗，使成为有组织的抵抗反革命的进攻。”瞿秋白6月13日发表《革命的国民政府之危机》一文，指出当前革命的迫切任务是夺取革命领导权，集中势力进攻新军阀，巩固扩大革命的领域。他对陈独秀拒绝接受蔡和森的建议十分不满，认为“在大敌当前，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们绝不能把中央内部的矛盾，全部暴露给蒋介石、汪精卫”。他忧虑地说：“在一些问题上，过多地迁就陈独秀，是会使党的事业受损失的。” 这时，共产国际也预感到汪精卫要与共产党决裂，指示鲍罗廷对“不遵守国际训令者剥夺其在中央之指导权”。矛头指向不听话的陈独秀。鲍罗廷与陈独秀立场接近，对共产国际改组中央的训令秘而不发。鲍决定成立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并提议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革命问题。陈独秀知道鲍要推卸责任，并对共产国际先前的政策深为不满，他拒绝去苏联，也表示了与共产国际的决裂态度。 7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从此，陈独秀不再主持中央领导工作。临时中央开会讨论挽救时局办法，决定在张发奎部队中发动军事暴动，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等省举行秋收暴动。 7月13日，中共临时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表示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决裂。参与起草宣言的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后来说：“这是中共的退让政策走到了穷途，转而奋起反抗的一个信号……其实，这个宣言所起的实际作用，只是提早了国共全面破裂的到来。” 中共临时中央将《对政局的宣言》在武汉街头广为散发，使汪精卫终于下决心清党。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于7月14日晚召开秘密会议，接受了汪的“分共”主张。15日，国民党会议根据汪精卫的提议通过三项决定，其中第二项为“中央党部应裁制一切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实质就是制裁共产党。这就表明汪精卫政权也公开反共，即中共党史所称的“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中共中央虽然宣布与武汉国民政府决裂，却没有反抗的力量，只能做一些政治鼓动。7月19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发表了《告全国劳苦青年群众书》，号召全国青年为打倒武汉政府而奋斗。汪精卫在7月25日的政治委员会上，恼羞成怒地说：“我们苦心孤诣维持到现在，并不是不敢翻脸。只要稍微放松一点，哼！看看有没有屠杀！他们这样毫无道理地随便造谣，想我们进攻，简直是有心逼得我们翻脸。在国民党的权力之下，是由他们这样胡闹还是怎么办？应当对共产党提出警告，再这样乱闹，莫怪我们翻脸了！再要闹，只好捉人了！” 起初，汪精卫还想“和平分共”。7月16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各级党部发出《保护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的训令》。称15日的分共提案“完全根据于革命利益，执行纪律，并非妨害共产同志之个人身体自由”。“有对共产分子压迫，妨害其个人之身体自由，意图倾陷者，务即依法严办”。国民党右派军人才不理会什么训令，四处出动在武汉三镇大肆搜捕杀害共产党人。武汉迅速进入白色恐怖状态，共产党无法公开活动了。 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当然不会坐等国民党军人来屠杀。在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前，就已经各自隐蔽起来。郑超麟回忆：“有一天，中央秘书处或组织部通知在武汉的重要党员，告诉他们有立即发生反革命可能，嘱他们躲避……与国民党有接触的一切头等和二等人物，一窝蜂到庐山去了。”郑超麟本人没有离开武汉，也不掌握全面情况。张国焘回忆：7月13日前后，鲍罗廷、瞿秋白、刘少奇等人去了庐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毛泽东等转移到武昌的秘密机关。因为武昌是张发奎的驻防地，何键的部队过不来，暂时还安全。李立三、林伯渠、恽代英、吴玉章等去了南昌。陈独秀已被共产国际下令免职，就没人关照他了，14日到汉口一个朋友家里躲避，心情非常沉痛。15日，他托人给临时中央送去一封辞职信，表示“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工作”。 鲍罗廷、瞿秋白在庐山策划了举行武装暴动的计划，又接到国际指示：新派遣的代表纽曼和罗明那兹即将到达武汉，令鲍罗廷带领他的顾问团原班人马回国。7月21日，鲍罗廷、瞿秋白回到武汉，瞿即与鲍划清界限，等待23日到武汉的新国际代表罗明那兹的指示。7月27日下午，鲍罗廷与他的顾问团130多人登上汉口开往郑州的火车，经冯玉祥的辖区回国。临行前，武汉国民政府的要员汪精卫、宋子文等聚集车站，礼送老鲍离去。汪精卫还送给老鲍一封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全体成员签名的致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信，内容是：“鲍罗廷同志自被任本党顾问以来，尽心赞助，厥功最多。今因鲍罗廷同志回国之便，特修此函，证明鲍罗廷同志之工作，为本党同志感念不忘。”国民党给足了鲍罗廷面子，鲍罗廷却神色黯然，一点也打不起精神。 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 从“四一二”到“七一五”，蒋、汪相继清党，鲍罗廷离去，陈独秀下台，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失败。其实这个失败，只是共产党的失败。国民党依靠共产国际的援助，有了钱，有了枪，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政权。而共产党最后被国民党一脚踢开，从合法转为非法，遭到国民党的驱逐和捕杀。激愤之下，中共中央将失败的责任都推给陈独秀，说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断送了共产党和大革命。但是很少有人反思，为什么国民党要和共产党分手？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党自身究竟有什么问题和教训？ 十年之后，只有刘少奇作过反思。他在给张闻天的信中说：“革命的失败，无疑是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除客观原因外），但在失败以前及以前很久，并不是没有‘左’倾错误。这种‘左’倾错误至少帮助了反革命，正如西安的错误帮助了右派一样。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从‘八七’会议以来即不承认过去有‘左’倾错误，批准过去的一切‘左’倾错误，认为这些过火的行动是最革命（的）行动，不独不应纠正，还应大大发扬。而且谁要谈过去有‘左’倾错误，就是机会主义，就是对中国无产阶级不相信……我想在研究西安的‘左’倾错误的教训时，应该提到十年来我们对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问题。这个历史教训深入每个同志思想中，如果不正确解决的话，那以后的问题还正多哩！”（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一个问题》，1937年2月20日。《党史研究资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但这个声音在中共内部，显得太微弱了。 面对国民党的清党屠杀，正如毛泽东所说：“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大规模武装暴动之路。大革命时期“左”的种种教训不但没有被吸取，反而认为“左”得还不够。在以后的日子里，左倾错误升级到盲动，给共产党造成了更惨重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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