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南方局，公认于1939年1月在重庆成立，但也有于1938年12月在广西桂林成立的观点①。表面上看，这只是对一个机构的成立时间、地点有不同认识的问题，但若深究下去，则会发现它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在抗战战略相持阶段到来时的总体战略思考密切相关，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大问题。
    一、设立南方局问题的提出
    1938年6月18日，侵华日军攻占荻港，武汉保卫战开始。由于中日国力、军力的明显差距，武汉不守的可能性从一开始就存在。7月19日，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东南分局书记项英致电长江局和中央，建议当武汉不守时，在长江以南设南方局，辖赣皖浙苏区、浙江、湖南、福建、广东等省，并建议长江局与东南分局合并为南方局。②这是设立南方局的最早提议。
    项英的建议，同半年多前成立的长江局密切相关。1937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长江沿岸委员会，委员为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周任书记。但因周恩来在西安、山西等地忙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事宜，不能到任，该委员会未能成立起来，仅董必武以中共代表身份到了武汉。11月29日，王明等人从苏联回到延安。12月9-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织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滇、黔、川、湘、鄂、赣、皖、苏、浙、闽、粤、桂及沪、豫、新四军）的工作；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到武汉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协商国共合作事宜，推动统一战线工作；将原中共中央苏区分局改为中共中央东南分局。这种组织设置和人事安排，考虑了统战工作的实际需要，中共代表团由周恩来领导，对应国民党中央当局，专做上层统战工作；长江局包括其下属的东南分局，则以项英为核心，领导除上层统战之外的南方一切工作，尤其是军事工作（主要由随后成立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负责）。但事情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23日下午，代表团与长江局举行联席会议，认为两者成员大致相同，为工作集中和便利起见，决定合并，对外为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由项英、博古、周恩来、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组成，暂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这一举措改变了中共中央决定中央代表团、长江局的人员成分，加进了林伯渠，减弱了项英领导的东南分局的权力。合并后，长江局将领导南方武装斗争的职责几乎完全移交给东南分局，自己全力去做推动国民党当局抗战的统战工作。
    项英成立南方局的建议，除基于抗战形势的考虑外，也在一定程度上针对上述举措。它以有所扩大的东南分局管辖范围③作为南方局的辖区，以东南分局为主体成立南方局，用以取代因武汉失守、战局剧变而失却依据、前途未卜的长江局，实现“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关于设立长江局决议的组织意图和政治意图，进而实行以新四军及其武装斗争为中心的战略。
    对于项英的建议，中共中央书记处8月5日复电长江局并项英，认为项英的意见关系到长江局整个工作的布置，“请长江局首先讨论，再告中央决定”④。长江局讨论的结果是：将长江局领导的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在长江以北地区设中原局；在长江以南设南方局。这即是说，将长江局的辖区一分为三，领导机构、工作人员则一分为二。按照这个设想，东南局继承东南分局；长江局由南方局继承，继续做国统区的统战等工作。这意味着，中共中央的战略设想，将由南方局、东南局、中原局分别落实。
    二、临时的应急决定
    1938年9月24日、28日晚，长江南面的富池口要塞和江北的田家镇要塞先后被日军攻占，武汉门户洞开，战局陡然紧张。面对这样的局势，国民党当局各机关开始了第二轮大搬迁。受其影响的中共机构，首推代表团和长江局，因其工作性质决定了它们必须与国民党中央当局同处一地，才便于工作。为此，早在2月间，长江局已派周怡率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部分人员到重庆，成立了八路军驻重庆联络通讯处，为武汉以长江局为代表的中共机构在必要时迁渝作准备。
    重庆以及四川，是控制西南的要地。1935年，蒋介石借围追堵截红军之机，进驻重庆，于10月设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但国民党中央政府与以刘湘、刘文辉为代表的力图割据自重的四川地方实力派矛盾重重，国民党政府迁渝则必使矛盾尖锐。尤其是汪精卫于1938年8月5日到重庆后，川中不利于蒋介石的可能性就更大了，蒋不得不防。正是很大程度上鉴于这个原因，在国民党中央机关第二轮迁渝时，其军委会却移驻到湖南。这种复杂局势也影响到中共中央，使其对南方局的成立问题难于马上作出最终决策。
    为了应对复杂局面，提出党在新形势下的战略方针，中共召开了九月政治局会议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为六中全会的主要内容，毛泽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将论述的主题放在了抗战和统战及中共与其关系问题上。他认为，以武汉失守为标志，抗战将从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鉴于敌强我弱的基本战略态势，中国在新阶段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在现有基础上增加新的力量，渡过战争难关，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明确了当前形势和增加新力量的全民族抗战的根本战略任务，当然也就明确了中共在新阶段以增加新力量为根本战略任务。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强调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认为“长期的战争必须有长期的统一战线才能支持”，因此“新阶段同时即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但毛泽东的认识并不到此为止，他同时就中共与统一战线的关系问题，着重强调抗战15个月来的经验“证明了支持长期战争与取得最后胜利之唯一正确的道路，在于统一团结全民族，力求进步与依靠民众，藉以克服困难，争取胜利，而不是其他”，指出“所谓统一战线，就是拿两个以上的阶级与党派之存在作前提的”。表明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概念，是包括上层统战在内、但以团结全体人民的下层统战为主体内容的统一战线，即一种“大”统战概念，而非这之后愈益强调并逐步定型的专对上层阶级及人士展开的“小”统战。这就是说，在毛泽东看来，中共根本地是要在战略相持阶段发展和依靠人民的“大”统战力量，以此推动以国民党为主体的“小”统战对象的“进步”，使其有利于“大”统战力量的发展，实现最后胜利。⑤面对战略相持阶段，毛泽东关于中共的基本战略指导思想一仍其旧，围绕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个基本点来展开，要求既通过统一战线努力发展党影响的群众力量和维护国共团结抗战的局面，又通过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进一步积极发展中共的力量，以达到既驱逐日寇，又极大提升中共实力、地位的战略目的。在这一基本战略思想指导下，根据相持阶段的不同形势，还需要对国共两党军队各自的战略任务作出调整。对此，毛泽东提出国共应分别“提高主力军的战斗力，保卫华中华南与西北，停止敌之进攻”和“广大地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创立和巩固我之根据地，缩小敌之占领地，配合主力军作战”。⑥这即是说，《论新阶段》坚持毛泽东的基本战略指导思想，以“大”统战为旗帜和方向，以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去发展中共力量为核心，以国共关系为主的“小”统战去配合“大”统战，构成了中共在新阶段的战略轮廓。
    从毛泽东的上述战略思考来看，将长江局及其辖区一分为三，有利于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武装斗争布局的扩大和增强、与国民党的统战不会削弱却还可能增强。所以，1938年9月22日政治局会议在听取了博古关于长江局对武汉失守后的工作布置的汇报后，决定设立中原局、东南局和南方局。
    长江局分解后所设立的南方局的撤退方向或设立地点，需随蒋介石的行止来决定，而蒋和国民党中央当局已经并终将全部落地在重庆，故南方局只能设在重庆，才有利于开展统战工作。但蒋介石及其军委会并未马上撤往重庆，中共也认为“川刘左右极落后，在各省中欲打破其割据思想而提高到抗日与民主阶段以川刘为最难”⑦。基于此，中共中央对南方局入川时间问题十分谨慎。
    既然国共都不愿立即入川，中共中央当然不能就南方局成立问题马上作出定论。但对于武汉必然失守、长江局必须赶紧分解和撤退的紧急局势，却需要立即作出应急性的决定。9月25日，书记处致电留在武汉的凯丰、董必武、叶剑英：武汉紧急，你们应依下列方针布置，“组织方面即依长江局原定之中原局、东南分局、南方局，重庆党报委员会及中央代表团五个方向布置；南方局暂与中央代表团、办事处一起入湘，党报委员会即与重庆通讯处一起”；“在西安的人员准备入川，武汉人员仍以一部分到中原，一部分入湘，小部分留汉随周、叶行动”；“必武即入川，凯丰在恩来到后入川，剑英、克农、文杰暂留汉”；“周、项即去汉，博随周行”。26日，政治局会议又决定，由周恩来、博古、叶剑英、黄文杰组织南方局，周恩来负责南方局和代表团。⑧电示中的“暂与”非常关键，它表明就南方局而论，书记处认为，因为蒋介石暂时在湘，代表团也就必须暂时入湘，南方局则因与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基本一致，关键是周恩来身兼代表团、南方局二任，所以应“暂与”代表团一起入湘。这就是说，由于国共关系、代表团与南方局的关系，周恩来、蒋介石、代表团、南方局始终必须同在一地才便于工作，而最终决定一切的是蒋的去向，他最终何时落脚到何地，“暂与”也就结束在何时何地。因此，25日的决定，只是一个在形势不明朗、战略及其部署不能完全确定的情况下所作的临时性应急决定。
    因为形势紧急，转移工作必须立即着手，又因为政治局会议已将六中全会的重要文件、议题都讨论通过了，周恩来在9月30日下午向全会作了中央代表团工作报告之后即动身离开延安，于10月1日赶回武汉。他同叶剑英一起组织在汉中共机关及人员分批撤往长沙、重庆；派黄文杰去广东指导省委撤退。但博古并未按书记处电示与周恩来一起回武汉，而是在延安继续开会，10月间去了重庆开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这样，尚在撤退之前，南方局的组成人员就有一半不在武汉，当然不能按照议事规则开会讨论决定问题、正常行使职权了。所以，在撤离武汉之前，南方局未开会对成员进行分工、组建工作机构，而是由周恩来按照中央应急安排的决定和当时情况自行决断行事。按照中共的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组织规则，必须开会分工、设立工作机构才算新机构成立了。从这个角度看，在撤离武汉之前，南方局并未成立，而是依靠长江局系统来运作了撤退事宜。
    三、毛泽东、周恩来对“过渡”和华南战局的不同战略思考
    10月25日，蒋介石、周恩来先后离开武汉，前往湖南。27日，周恩来、叶剑英等抵达长沙。工作地点虽然发生了变化，周恩来心中的战略思考、工作内容却没有改变。
    六中全会对周恩来思想上影响最大的当有两点，一是遵从毛泽东的领导，二是遵循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关于第二点，《论新阶段》除了提出保卫华中华南及反对妥协之外，阐述的内容基本上就是一年前毛泽东已经提出并成功实践的中共的战略方针和部署，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国民党军作为主力军，担负正面战场作战任务，八路军则在华北敌后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进行配合国民党军的游击战争。这一战略既是成功的，因而得到共产国际首肯，又因新阶段将到来而被扩大范围到原长江局辖区的华中。这构成周恩来遵循毛泽东战略思想的认识基础，促使周恩来希望以毛泽东战略思想为指导解决未来战略问题，包括形成对南方局在新阶段工作的战略指导。
    10月7—9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论目前抗战形势》，认为“敌人的损失和我们的进步，达到一定的程度，我们就可胜利地转入第二阶段，造成相持的局面”。“目前三期抗战⑨，显然处在第一阶段尚未完结的时期，但应当指出：我们要争取三期抗战成为过渡阶段，即是说要使保卫武汉的战斗，能胜利地持久下去，使敌人的进攻难以继续深入，而过渡到第二阶段的相持局面。”这一论述早于毛泽东提出了进入相持阶段之前的“过渡阶段”的概念，并明确了过渡阶段成功的标志——持久保卫武汉、使敌难以继续深入进攻。但武汉不保几成定局，于是周恩来又说：保卫武汉“只是第一阶段能否即过渡到第二阶段的关键，而决不是能否继续长期抗战的关键。因为我们要使武汉保卫得住，能即过渡到第二阶段，就必须使直接保卫武汉的战斗，能持久地阻止敌人前进”，同时使敌后游击战能广泛发展到大江南北直接抓住敌人，新生力量能继续生长准备反攻，有了这些条件“才能胜利地有效地过渡到第二阶段”。这样，持久保卫武汉就仅是过渡阶段的一个内容、胜利过渡的一个条件而已，更关键的条件在于大江南北游击战的开展、新生力量继续生长以使敌难以继续深入进攻。⑩这篇文章既在遵循和宣传毛泽东持久战思想，又在对武汉保卫战尽最后的努力，同时也表现了周恩来希望将中共华北战略和经验运用到华南的心迹。12日，周恩来起草致国民党军事当局意见书《对日寇进攻华南的初步分析和建议》，认为日军“向南行动的决心”已为国际形势所刺激起来，这将不利于武汉保卫战，会切断我国际交通线，造成日寇对我政治上的分化，出现“广东成立地方妥协，造成福建特殊状态”，严重危害中国抗战。他因此提出“坚持华南抗战”的方针，并开列了“派大员统一四战区军政党的领导”、立即征调补充部队、“加紧动员广大民众”实行自卫、以保卫武汉来“配合华南的作战”、“注意宣传保卫华南”等九条具体建议。（11）表明他重视华南战局的观念，已进一步具体化，有了将未来的华南战场升格到主战场来对待的认识。12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周恩来的《论今后敌人的动向》，认为目前敌人正准备正面的继续进攻，封锁和切断我西南、西北的国外交通线，为此“更有可能先攻广西”，分兵进攻我敌后游击区域和游击部队，正扩大傀儡政权的组织，加紧汉奸的活动，造谣挑拨，所以“过渡阶段的长短，决定于战斗”，我们的战略任务是在政治上加紧国内团结，在军事上“加紧我们的布置”，加强正面战斗，加紧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加快我后方新的力量的补整和训练，以争取相持局面的到来。（12）这表明，周恩来强调相持阶段尚未到来，日军不会停止进攻，未来主战场之一在华南，必须大力开展华南敌后游击战争。其战略认识一如武汉失守之前：抓住目前尚在过渡时期的时机，学习华北，在华南造成新的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态势，同时开展推动国民党蒋介石抗战的军事统战工作，达到配合华北华中、牵制敌人、停止敌之进攻、发展自己力量，将“过渡”推进到“相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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