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1944年4月，日军为挽救不利的太平洋战局，在中国正面战场集中大规模兵力，发动代号为一号作战（或称太陆打通作战，中国称豫湘桂会战）的战略反击，企图打通日本本土通往东南亚的平汉与粤汉铁路大陆南北交通线，并摧毁威胁日本本土与东海海洋交通线安全的中国西南部空军基地。一号作战的序幕战是日军自北岸渡黄河，沿平汉路向南发动攻势，在河南省形成的豫中会战（又称中原会战、河南会战或由日文译为己号作战，日本称为京汉作战或コ号作战），豫中会战大致包括前期4月17日至5月初的平汉路战事，以及中后期日军进攻洛阳与灵宝的战役。此役前期的平汉路战事，国民政府军队（以下简称国军）以惨败收场。
    国军此役惨败，正面战场的实力本来就不如日军是原因之一，但造成重大损失则是始料未及。国军惨败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情报工作的失误。此役爆发前至会战后的5月初，在搜集日军情报过程中，不论中央与前线，均获悉日军有打通平汉路的行动，也制定了防范计划。国军从中央制定战略与部署部队在正面战场作战的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军委会），到责任战区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负责平汉路作战的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以及汤部前线部队等各级单位，均须依赖各种管道的情报，以便了解日军的战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行动。当时中央与战区前线对日军的情报判断，以及中央与地方的情报互动过程，如何导致了国军的惨败，正是本文分析的课题。
    关于此役国军的情报判断，过去的研究较少。日本官方的《河南の会战--一号作战（一）》提到了国军的部分情报以及日军的因应措施，但没有分析国军的情报与其军队部署之关系。① 台湾的一些著作，包括白崇禧的回忆在内，对国军的部署计划没有提出负面看法，认为国军失败原因是日军的战车部队能使其战局迅速发展。② 其中，《抗日御侮》还指出，此役日军的兵力优势较之淞沪会战与武汉会战时，实有过之，但没有说明日军发动如此大规模的战役时，国军为何仍采取牺牲惨重的正面抵抗。③ 大陆叙述正面战场的重要通论学术著作，均以“失败”或“惨败”等词来形容此役国军的状况，但未提及其情报判断。④ 《维基百科》（wikipedia）的“一号作战”条目提到：“相较于日方于战前彻底之准备，中方于此次应战实处于极度不利情形之下。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和参谋长史迪威不仅在人身关系上冲突达到最高峰，同时，对于日方作战动向与情报判断上亦多所失误。尽管1944年初重庆方面即获得对方在华中及长江流域有非常活动之情报，并在2月以后，对于日方准备打通平汉线和粤汉线攻势情报也越趋清楚，但以后局势之展开仍出其所料之外”⑤，也未提及情报为何判断失误等相关内容。
    此役牵涉的当事人，主要包括蒋介石、蒋鼎文与汤恩伯。《蒋介石日记》事后记载：“此次战略错误，则战术自必溃败矣”⑥，但“战略错误”及其原因究竟何指，并未说明。蒋鼎文在1944年6月的第一战区检讨报告中提及，“对敌装甲部队缺少防战装备”、“作战部署未能适合指导方针”、“兵力极度分散，且又配置重心过偏于南”⑦，其内容也未说明失败与情报之关系。后来他在台湾接受口述历史访谈时，含蓄地说明了失败的部分原因：“统帅部所得情报未尽正确，因而处置未尽切合实际”⑧，还是未能详细说明相关内容。
    汤恩伯部的河防部队首先面临日军渡河攻击时，据一百多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指责，他竟然在距郑州前线五六百里外的鲁山泡温泉，虽然带了译电员，却与部队失去联络。⑨ 但参政员要追究他的责任时，他却推卸给共产党与河南民众，又得到了蒋介石的庇护：“今天你们要求严办汤恩伯，那就办我好了”⑩，因而未受军法处分（11）。大陆出版的回忆录也提及，战后不久汤在陈诚奉命召开的检讨会上，被迫担起败战责任，但私下却将责任推给蒋鼎文。（12） 汤部高级幕僚在1947年出版的《中国陆军第三方面军抗战纪实》一书中指出，前线部队情报失灵与不熟悉闪电战，否则中央就不会下令汤部在平原地区与日军决战，尤其是日军出动包括装甲师团在内共8个师团（约20万人）的大规模攻势，汤部竟误判日军只是像武汉会战后的诸多战役一样，“使用兵力不足”，认为战争至多是3个师团的“窜扰扫荡性质”。此外，此书将败仗责任推诿给蒋鼎文。（13） 1964年，台湾的汤部含蓄指出，此战役失败有中央战略失误的因素。（14） 1978年，汤部第三十一集团军（附最精锐的第十三军）总司令王仲廉认为，“上峰作战计划，仅限于平汉路作战计划”，“此为上峰指示作战精华所在”，造成汤部副司令长官部的幕僚们判断“敌人进犯企图，只限于平汉线；估计敌人使用兵力，最大限约四至五个师团”。（15） 汤与其部属的看法，涉及了有关战略与情报的内容，但未说明中央与前线部队在情报判断上的关系为何。
    本文结合上述资料，利用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有关军委会搜集情报及情报分析为主的资料，来探讨蒋介石、军委会、蒋鼎文与汤恩伯等领导人与机构在此役中的情报判断与惨败结局之间的关系；并透过这一课题，来探讨蒋介石与军委会在部署正面战场的决策过程中与前线部队情报判断之间的关系。
    二、日军制定作战计划与对国军的情报判断
    （一）豫中会战前的军事环境与日军制定作战计划的过程
    日军在1938年攻占黄河北岸的开封与新乡后，本来打算继续渡河攻占郑州与洛阳，以便建立中原根据地。因国军掘黄河形成庞大的黄泛区，日军难以大规模渡河攻击国军，造成豫中会战前双方沿着新旧黄河两岸对峙的局面。1941年初豫南会战期间，日军自豫南沿平汉路三路北上，首要目标是打击豫中国军主力汤恩伯部。（16） 当时日军使用约6万多兵力，如前述被国军认为是“兵力不足”的“窜扰扫荡性质”。国军作战方式是侧击与“避免与敌正面决战”（17），即“以一部于正面行持久抵抗，牵制敌人之主力，一部向敌后截断其交通，主力由外翼侧击而击灭之”（18），来挫败日军目的。
    1941年9月至10月初，日军发动第二次长沙会战。10月初，华北日军为了策应此役，第三十五师团自中牟（约在郑州东边的新黄河对岸）渡新黄河攻占郑州后，曾企图沿平汉路南攻；10月底战事结束，日军放弃郑州，渡河北返。但日军为了方便以后进攻黄河南岸，在黄河铁桥南岸西侧大多为断崖复杂地形的霸王城邙山头（约在郑州西北边附近一带）建立桥头堡阵地，驻守两个步兵大队与一个炮兵大队。此后直到豫中会战约二年半期间，双方大致维持此一局面。（19） 日军驻防邙山头后，得以更安全地修复黄河铁桥，以便自黄河北岸运输庞大渡犯兵力与机械化装备。
    此二年多期间，黄河南岸的平汉路虽无大规模战事，但仍有军事冲突。包括日军以小部队扫荡国共势力，国军以小部队轮袭日军，中共的抗日游击战，国共之间亦有小规模战事。直到1944年初，因太平洋战局对盟军有利，国军又计划较长期的反攻部署。（20）
    此外，1942年以来，国军时有日军自黄河渡犯以便打通平汉路的情报。（21） 日军确实有大规模攻势的计划。1942年上半年，日军已有打通中国纵贯铁路的构想。同年底，日军取消攻击四川的计划，转而决定在1944年1月至2月打通平汉线，以确保华北至武汉的补给线。此后随着太平洋战局失利，企图一并打通粤汉路，以便衔接中南半岛与摧毁西南部的盟军空军基地。日军1943年12月的最初计划是在1944年6-7月，以4个月时间先攻击粤汉与湘桂路，接着在11月上旬攻击平汉路。又因战局变化，计划6月初先实施粤汉与湘桂路作战，再将平汉路作战时间提早至7月初，兵力至少达一个战车师团与三个步兵师团。（22） 但1943年12月下旬至翌年1月初，日军依更详尽的兵棋演习制定“一号作战计划大纲案”，以“湘桂作战所需兵力推算的结果，需重复使用华北方面的作战兵团，且由于长江船只的关系，对战略兵团与部队之武汉集中，有必要利用平汉沿线作战地区的陆路”，因而将一号作战的序幕战提前至4月下旬，由平汉线北段发动渡黄河攻势，并调动在包头的战车第三师团。不过，1月中旬仍有幕僚指出，在4月底之前发动豫中会战很困难，必须延至5月底；甚至认为渡黄河很困难，如果要利用足以实施豫中会战的兵力与物资，还不如实施进攻西安的作战。经协调后将发动攻势的日期定为4月20日，作战目的是歼灭汤恩伯部主力。2月下旬，日军确定在4月17日夜首先从中牟出动，于18日黎明渡过黄河，若成功对中牟国军采取先发制人的攻击，则可长驱西攻郑州，并从后面威胁邙山头的国军据点，以便在邙山头正面攻击国军阵地，如此可以掩护日军主力机械化部队从黄河铁桥渡河。（23）
    日军在豫中会战的战略目的，除了打通平汉线外，首要目的是歼灭其认为战力最佳的汤恩伯部，尤其是最精锐的第十三军。（24） 日军认为，如果能够击溃第十三军以及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部支援第一战区的第一军等两支国军核心部队，将会使其他部队支离破碎。所以，日军主攻指挥官“坚持作战目的以捕歼汤恩伯部队为优先”，“藉此方可打通平汉沿线地区，也才可同时攻克河南最大的政略与战略要冲洛阳”。（25）
    日军完成作战计划后，认为发动如此大规模的攻势，兵源必须妥为筹划。由于太平洋战争失利形成战略守势，1943年秋天以后，日军从中国抽离不少兵力到南洋，因此造成兵源短缺，除必须放弃部分华北占领区的“治安”工作外，也要从满洲与日本本土等地增援兵力。（26） 以豫东为例，1944年3月中旬以后，日军放弃小据点，向新乡等地集中，并由伪军接防。（27）
    另一方面，关系到军队与辎重渡河的黄河铁桥能否修复，对日军来说十分关键。日军希望最迟在4月上旬修复，在3月25日，已提早完成通行轻型列车与中型战车的轻型轨道以及徒步部队通过的桥梁。而用于以机械化部队进行闪电战的战车第三师团，已于3月18日由包头调到平汉路北段待命。（28）
    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是在太平洋战局不利的情况下以攻代守的战略反击。照理来说，为了攻击中国西南部的空军基地，距离较近的湘桂路应是最先目标，这也是日军的最初构想。但因为打通湘桂路的兵力必须由华北支援，因此日军确定优先打通平汉路。至于发动攻击的时间，日军原以为不能在4月底之前，甚至有可能要到夏天，但因黄河铁桥提早修复，得以如期发动。日军将歼灭汤恩伯部提升为豫中会战的主要目的，是在1944年初以后，以期打通平汉路，防范华北国军实施战略反攻（下文将作说明），并藉歼灭汤部来摧毁国军的抗战意志。
    （二）日军对国军的情报判断
    日军决定发动规模庞大的豫中会战，当然会密切关注对手动态，更何况国军也有反攻的企图。
    1943年9月，史迪威为了反制日军反击陈纳德的空军攻击，建议西北各地国军同时发动反攻。在这一计划中，汤恩伯部担任渡到黄河北岸去攻击开封与新乡的任务。实际上，自1944年春，国军除了在缅甸协助盟军外，还计划在美国空军协助下，发动总反攻，收复华北。3月初，蒋介石还指示了“各战区发动夏季攻势”的注意事项。（29）
    3月中旬以后，国军认为“日军的打通作战乃必然之势”，遂加强战备。日军确认此情报后，判断第一战区国军可能利用战局演变，于6、7月间在第五、第八战区协助下，发动大规模的收复河南的反攻行动。3月28日，汤恩伯向军委会提出反攻意见，他认为，由于太平洋战局紧张，日军从中国战场抽离颇多精锐部队，判断日军今后将节约兵力，并可能在容易实施机动兵力的华北与华中之间采取打通平汉线的攻势，故国军应积极行动，先袭击开封与新乡。汤计划在4月底前完成以大军分路袭击日军的准备工作，但此意见未被采纳。日军则认为，华北国军的战力不具备采取独立攻势的条件，短期内的反攻“应无可能”，只能等待国际局势好转才能伺机反攻，此时华北国军比较可能的行动是“对日军占领区的骚扰工作将益形激烈”。汤恩伯反而担心日军进攻时间是在修复黄河铁桥后，因此不断搜集日军从何方向渡河的情报，并下令加强平汉线与黄河沿岸的防务。（30）
    日军也频繁侦察国军的防务。从2月至4月初，日军频繁对中牟及邙山头一带进行空中侦察；第一线指挥官亲自到邙山头视察后，对作战计划很有信心。日军又准确判断出，国军为防止日军打通平汉线，将次级装备的7个师部署在许昌等平汉路沿线，而将战力好的第十三军等部署在许昌西部的山地，企图以机动攻势，侧击切断日军后勤补给。（31） 所以，日军计划猛烈攻击在密县等山区布防重兵的汤部主力后，引出欲侧击日军的第十三军，对其实施大包围歼灭战。（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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