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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发生后的4月23日，汤恩伯判断日军西进的机率比南进高，所以在禹县、登封与郏县等地防范。而且，如果日军南进，汤部可以发动侧攻，因此蒋介石命令汤部固守许昌，与日军作战。（33） 28日至29日，日军在获知第十三军将采取积极攻势后，为了捕歼汤部，临时改变攻占许昌后南进打通平汉线的计划，改采西进，并迅速出动战车师团在内的大部队追击在山区溃败的汤部。（34） 日军对国军行动的判断相当准确，主要原因是成功破译了汤恩伯部的无线电密码。（35） 在4月上旬，日军藉此侦知国军的部署以及国军对日军行动的看法。此外，在序幕战之初的18日、19日，日军先遣队约300人潜入国军郑州防区，窃听到国军有线电话的内容，并得知其行动未被侦知。（36） 日军决定发动战争以来，对于是否优先歼灭汤恩伯部曾有过争论。不过，在侦知国军的部署后，歼灭汤部就成为打通平汉路与攻占洛阳之前的最优先计划。 （三）日军的保密与迷惑手段 日军为了避免大规模行动计划外泄，保密措施之一是限制伪军的参与。日军不信任伪军，却必须利用伪军，所以平时小规模扫荡国府或中共武力时，经常派遣伪军配合。当时，平汉路最重要的伪军集团领导人张岚峰、庞炳勋、孙殿英与孙良诚等，均与蒋介石、汤恩伯等国军领导人有秘密沟通管道。（37） 因此，在这一高度机密的大规模序幕战来临之时，国军情报提到了日军不信任伪军的情况。 1944年2月，国军由伪军管道获得的情报提及，日军与庞炳勋、孙良诚等开会，探询攻击郑州与洛阳之事，“敌确有蠢动企图，闻由豫南豫东同时动作”。但胡宗南认为华北日军的兵力不足，没有能力大规模渡犯，这是日军“故意宣传掩饰其抽兵转用”。（38） 这些情报显示，日军告诉伪军将领将发动战争，似乎表现出对伪军的信任。但吊诡的是，日军虽故意提供这一国军也知道的情报给伪军，但并未告知其攻击时间与地点、日军调动情况、兵力规模以及歼灭汤恩伯部的主要作战目的，而这才是国军所希望获得的。 到了序幕战前夕，日军就对伪军采取封锁情报外泄的措施。例如，战事结束后不久，国军前线部队提到直到4月初旬，日军秘密调动兵力时，严密封锁中牟、朱仙镇、通许一带的交通线，禁止通行，“伪军亦被监视，不得自由行动”（39）。4月9日，河南省主席李培基提及：“敌乘北平召开华北伪军首领为名（原文如此），将庞炳勋张岚峰孙良诚孙殿英吴化文等实行软禁。”4月22日，蒋鼎文提及：“据报伪逆孙良诚庞炳勋孙殿英等部电台自（4月）17日已不出现，似为敌控制不许发电。”（40） 这说明，日军在发动战争前唯恐伪军泄露作战计划，遂不让伪军参与并控制其发送消息。 直到战争之初，日军才命令张岚峰部约一二百人协助后勤搜集舟艇渡河。（41） 这些少数伪军刚加入豫中会战时，伪军与国军仍不清楚日军的企图。直到4月23日，蒋鼎文与汤恩伯才由伪军得知：关东军调进5个师团分驻开封新乡一带，准备攻犯洛阳，甚至进攻潼关与平汉路南段；“此次进攻即不用伪军配合”，“张岚峰以牙疾至今未回，有被扣之说”。（42） 日军另一保密措施是使用迷惑手段。例如，日军为了隐匿黄河铁桥的作战企图，1944年3月下旬，特别将平汉路的部分军队移至青岛，让国军误判是要海运调离中国。此行动甚至让日后参加豫中会战的这部分日军也误认为将调到南洋。此外，虽然华北日军不愿意战力好的第三十五师团（1941年秋攻击郑州的主力，部分驻防邙山头）被调离，但该部奉命调离华北后，迷惑了国军的情报判断。（43） 又如，日军攻击邙山头前夕，部分在洛阳对岸孟津一带佯动欺敌，让国军误判日军将进攻洛阳，实际是日军渡过黄河铁桥后，待命先攻平汉路汤恩伯部。（44） 国军与伪军秘密往来，因而获知日军较详细的行动。但迄23日，伪军除了知道日军从东北调入不少援军外，并不知道日军将发动闪电战以歼灭汤部，甚至误认日军的序幕战最有可能进攻洛阳。日军大致成功地避免了由伪军外泄情报，这对其隐匿作战规模、方式与目的，帮助很大。下文将说明，由于日军对伪军隐瞒关键情报，使得国军根据伪军获得的情报误判日军仍是过去的局部攻势。 三、豫中会战前国军对日军行动的情报判断 就国军而言，已预料到日军要打通平汉线，关键是要判断日军发动战争的时间、地点与规模，并拟定因应措施。这就需要在搜集与分析情报后，进行审慎的情报判断。以下讨论国军各单位在搜集日军调动（尤其是华北战力最好的第三十五与三十七师团的动向）、人数、辎重、黄河铁桥修复情形等相关情报后，各方面所作的情报判断及其互动关系。 （一）4月份以前的情报判断与部署 1943年11月至翌年2月，军委会、蒋鼎文与汤恩伯均得到了情报：日军由关外调兵至黄河北岸，增兵邙山头、新乡与开封，铁路运输频繁，修理黄河铁桥，扩建石家庄与新乡等华北机场。蒋、汤与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在1月15-21日，均提及日军可能在春节（1月25日）以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进攻郑州、洛阳或平汉线。（45） 1944年1月中旬，蒋、汤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等前线领导人，向军委会呈报日军沿黄河聚集兵力与船舶，飞机侦炸，有进攻平汉路以代替长江水运的企图。（46） 军委会因而判断日军“似有于春节局部向我窜犯之企图”（47）。以后，因日军无行动，2月下旬，军令部判断日军虽然加强掠取物资，但除“局部窜扰外，目前尚无进犯企图”（48）。又因日军在豫南“似有待机蠢动之企图”（49），2月29日，蒋介石提到，“长江之交通线已为我空军所控制”，“敌寇对平汉路似将有蠢动之迹象，恐其占领据点后不再撤退，以为修复平汉铁路之基点”，应该防范日军由豫南信阳出兵。（50） 总之，2月底之前，蒋介石与军委会已知日军在黄河沿岸异常活跃，但判断其若有行动，至多仍是局部窜扰；此外，也注意到日军可能发动平汉路南北对进的攻势。 到3月份，国军方面的情报判断与部署如下： 蒋鼎文方面，在3月7日，认为日军调动是“抽兵转用”。10日以后，多次报告日军赶修黄河铁桥，在黄河北岸频繁调动，运到黄河北岸者大部为军需品，因而认为日军“迅速渡犯，企图至为明显”，但对日军第三十五师团是否转调他地，不敢任意判断，回报军委会“详情正饬续查中”。14日，蒋由日军俘虏口供获知日军运兵目的是打通平汉线，但又认为日军俘虏“所供各节尚不可靠”。21日，日军从伪满抽调兵力，部分由津浦路南下到上海，平汉路北段每夜有很多应是由伪满而来的兵力到汴新，“似有准备大举进犯企图”，但对于日军从伪满抽调兵力之目的“尚未侦明”。22日，蒋鼎文得知日军6万多人由火车调到黄河北岸新乡一带，但军委会20日的谍报认为是21600余名，“与蒋长官所报告者，数量颇有出入”。28日，“据报伪军庞炳勋已赴平开会，敌确有蠢动企图”，“3月初以来，敌运频繁，有进犯模样”。有不少军队乘火车从新乡开到黄河北岸，并有部分乘船到邙山头，不过，蒋无法确信这些情报，遂向军委会报告“是否为忝在商邱、徐州之谍报机构不良，而漏报敌车东开待查”。（51） 上述情报中，在日军人数问题上，蒋鼎文与军委会的判断有较大的出入。战后不久，军委会承认蒋估计“确实”。（52） 但是在当时，蒋鼎文电文呈报军委会，表示其提供的情报可能“不可靠”，并继续进行侦查，显示他对情报的正确性信心不足。 汤恩伯方面，在3月1日认为，“2月下旬以来华北敌调动频繁，似已抽调第三十五师团、第三十七师团、第一一○师团等分段陇海、津浦两路东进南下”（53）。22日得到进一步的情报：“邙山头、中牟一带情况无变化，敌三十五师团确已调走”，第三十七师团则“下落未判明”。汤认为，“按近日情况判断，敌第一线似已接防，将主力集中，是否企图打通平汉或转用他方尚难判定”。此外，同日李宗仁“判断豫南三敌，其出犯日期，至迟约在4月上旬，兵力至少有两三个师团”。（54） 蒋介石与军委会方面，蒋在3月8日认为日军修复黄河铁桥后的平汉路攻势，最快在5月下旬。（55） 17日，蒋对于日军由伪满调遣部队，认为可能是“最近在平汉路郑州、洛阳发动大规模之攻势”（56）。3月底，军委会在分析了以蒋鼎文与汤恩伯为主的情报来源后，认为日军将华北战力最佳的第三十五与三十七师团大部抽调出国，似将“有力兵团控置于菲律宾台湾地区，增强太平洋防务，巩固本土外围，并掩护南洋侧背安全，期阻止盟军空军基地及反攻之企图”。又因日军在黄河北岸非常活跃，判断日军有可能从黄河对岸发动攻势。（57） 但迄3月止，只是认为“倭寇目下似有积极加强决战”，“防我反攻，并准备尔后决战之企图”（58），“并无积极行动，显系敌鬼佯动”（59）。 蒋介石与军委会认为日军有可能在黄河沿岸发动大规模攻势，但他们均认为日军的重点在太平洋与中南半岛，在华北是处于战略守势，华北日军中精锐的第三十五师团等部又已调离，故日军即使自黄河沿岸发起进攻，其规模也只是局部攻势。又因为受到日军在豫南佯动的迷惑，蒋介石、军委会、李宗仁与汤恩伯等的注意力转移到豫南，担心日军发动沿平汉线南北对进的局部攻势，而不知道日军正在黄河沿岸筹备大规模的渡河攻势。 至于黄河铁桥，3月1日汤恩伯提及“敌已修复”（60）。蒋鼎文等要员屡报“似已修复”。2月11日与3月19日，国军侦察机对其两度进行侦察，认为“尚未完全修复”。3月23日，胡宗南指出黄河铁桥南北两端已修复，但“中间尚未完成”。军委会结合空军情报进行分析后，认为胡宗南的情报“似较属实”。（61） 3月30日，蒋鼎文报告“黄河铁桥尚未通车”，4月1日又修正为“可能通汽车、战车，不能通火车”，军委会认为其情报“尚属可信”。（62） 实际上，如前所述，日军在3月25日即已完成通行轻型火车与中型战车的轻型轨道，以及徒步部队通过的桥梁。国军各方面对日军是否修复黄河铁桥的判断，不是很准确。 再来看看国军的部署。3月4日所确定的作战计划，是以对抗日军沿平汉线南北对进的局部攻势为主轴：“以打破敌人打通平汉路之目的，拟以主力于密县、禹县以东地区，击破由北南犯之敌；以一部先于遂平（许昌以南）、泌阳以南，迟滞由南北犯之敌，再复转用主力而击破之”，并分别在许昌与遂平的西部山区，以机动部队侧击进攻许昌与遂平的日军，另以他部破坏日军交通线。成功之后，乘机收复邙山头与信阳。（63） 但汤恩伯希望只以一个师守许昌，蒋介石不准，于17日命令汤分别以两个师防守许昌与遂平。（64） 也就是说，“遂平、郾城、许昌、叶县、禹县各据点……非有命令，任何情况，不得放弃”。邙山头方面，则以一个师坚强抵抗，断敌渡河点。（65） 李宗仁也在遂平以西的舞阳、唐河与泌阳等县山地部署大军，计划与日军决战。国军在平汉路的部署是侍从室、李宗仁与汤恩伯共同会商的结果，蒋介石也同意。（66） 此作战计划直到5月初的许昌战役，始终未改变，作战方式依循1941年豫南会战的常用模式，即结合阵地抵抗战、机动部队侧击与截断日军后方交通线。对此，蒋鼎文没意见，蒋介石、军委会、李宗仁与汤恩伯也都同意。其中存在的一点分歧，是汤不希望在许昌部署重兵，但他无法改变蒋介石的决定。他们都依据武汉会战后数年在正面战场作战的经验，误判日军是局部攻势，因而准备在许昌与遂平与之决战，而不知道日军的首要作战目标是歼灭国军精锐部队。 （二）4月初至日军渡河前夕的情报判断 蒋鼎文多次提到，日军的机械化部队、飞机与军需品等由关外增援到黄河沿岸，“判断当面之敌……似仍有准备进犯企图”（67）。 汤恩伯方面，4月12日前线部队报告日军运送了200多艘橡皮艇，故判断日军将有所行动。重新查询后，该部却改称“尚未查明究否有无其事”。前线部队关于日军在黄河沿岸聚集大批物资的类似情报，让汤的副司令长官部“感到虚虚实实，如堕五里雾中，判断实在困难”。所以，当日军从14日起连续三天在中牟一带不分早晚进行“扫荡”，又在17日下午2时以后发起进犯时，国军前线部队、汤恩伯与副司令长官部的幕僚们，均误认为日军是像以往那样小股流动窜扰与彼此“扫荡”。（68） 已知“中牟及河防有敌进犯”的汤恩伯及副司令长官部，因为“认为敌人是扫荡”，高级幕僚宋湘涛甚至邀请第十三军上司--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于当晚看戏，第二天早上再返回部队（王未去，但不清楚宋是否去看戏）。（69） 军委会方面，4月7日，认为“黄河北岸之敌确有进犯河南之企图，惟目前力量不足正式发动攻势，正在准备中，其进攻之目的在牵制我军策应华中作战”（70）。10日，平汉路南段“合肥淮水流域尚无敌增兵讯息”。军委会综合“各项研究”，认为“敌军目前兵力尚难贯彻打通平汉路之企图”，因而认为“敌打通平汉路”的部署虽有可能，但因为日军在豫东、豫北及信阳等防务“并无增集兵力确报，判断此行动开始须尚待时日”。所以，当14日蒋鼎文报告日军由东北调到开封约两个师团、汽车炮车甚多时，军委会仍误以为日军不过3万人，兵力不足以达成打通平汉线的任务，其目的是打击野战军，扩展泛东地带，为以后的攻势作准备，并无打通平汉路企图。（71） 15日，军令部的《敌情周报》大致仍以日军在太平洋战局不利，对华北日军行动的报告以调防居多。（72） 此外，据美国方面记载，4月初陈纳德向史迪威提到，日军将发动自珍珠港事件以来在中国最具威胁性的两种攻势：一是准备席卷平汉铁路的河南封锁线，二是攻占长沙。由于中国军队的战斗力相对薄弱，陈担心其空军基地受到攻击，希望美国空军加强在中国战场的力量，以便掩护国军地面部队。陈又提醒蒋介石，日军将在中国采取攻势，应立即采取必要手段。蒋对这一消息感到意外，但其相关记载与军委会的资料均未提及此事，可见陈之讯息并未受到重视。美军在考虑将空军投入缅甸或中国战场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分歧。后来陈纳德以自己担心遭受日军攻击的是地区问题，使这一争议告一段落。（7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