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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探索出一条产、学结合，技术创新与风险资本相结合之路。典型的例子是硅谷，波士顿128号公路等技术创新的孵化器。 在这些地方，高等学府精英们的知识与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很好地结合起来，创业资本与创新思想紧密地结合起来。世界各地向那里输送最优秀的人才。一批崇尚创新，敢于冒险，不怕失败而又有敬业精神的人，以最大的热情，每周7天，不分昼夜地工作，他们把思想化为物质， 成为技术创新的火车头。 第三，政府对技术创新的刻意引导。如克林顿政府首倡建立“信息高速公路”，实行研究与实验机构的课税减免，加强与产业界的合作，增设几十个新的制造技术推广站，促进国防科研的转轨，把国防科研和国家实验室的力量与产业界的科研力量结合起来，共同进行研究与开发。加大人力资源的投资，进行教育制度的改革等。 “新经济”也好，“知识经济”也好，表明美国社会生产力已经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但是在美国，一个老大难问题则不仅尚未解决，反而更加激化了，这就是“技术富人”与“技术穷人”的分化问题。这个受到克林顿关注的问题，在美国已经发生了。数据表明，“中学毕业生的收入与大学毕业生收入的差距拉大了。1980年，男性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比男性中学毕业生高1／3，到1993年这个差距扩大到70％。”这种趋势甚至引起了金融投机家乔治·索罗斯的不安。他说：“不受羁绊的私人利益和自由放任政策可能从内部把资本主义搞垮。”两极分化不仅在美国国内继续发展，在国际上也是一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7年人力发展报告》中指出：虽然近年来外国直接投资激增，但半数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并未受益。由于发展中国家在进入国际贸易、劳务和金融市场等方面所受到的限制，它们每年损失金额高达5000亿美元，相当于它们每年接受外援总额的10倍。目前占世界人口10％的最不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份额已下降到0.3％，比20年前减少了一半。 占世界人口20％的最贫穷人口占世界总收入的比例已经下降到1.1％。 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是政治动乱的根源。这个问题不解决，世界就不得安宁，这是在“新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必须解决的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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