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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人常常习惯于用海东青来比拟人物，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海东青为人们所熟悉和看重的程度。如金章宗褒扬左司都事李仲略之明干，谓“仲略精神明健，如俊鹘脱帽”。[45]李纯甫《送李经》诗，有“髯张元是人中雄，喜如俊鹘盘秋空”之句。[46]《归潜志》卷三曰：“王郁飞伯，奇士也。……仪状魁奇，目光如鹘。”元好问《太原赠张彦远》诗云：“闲闲骑鲸去灭没，当年爱君俊于鹘。”[47]金末元初的女真人石君宝，在他创作的杂剧《紫云庭》中，也以“你个拏雁的海东青”来喻人。[48]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仅是女真人，就连金代的汉族士人也对海东青如此垂注。 有学者认为，女真族的族称亦与海东青有关。“女真”一词的汉文译法有女真、女贞、虑真、诸申、朱理真等等，《三朝北盟会编》卷三曰：“女真，古肃慎国也。本名朱理真，番语（按即契丹语）讹为女真。”今天人们一般认为“朱理真”的译法比较接近“女真”一词的本音。根据金光平先生所拟定的语音，女真语中“东方”读作“zhul”，“海青”读作“shen”。[49]两词拼合到一起，读作“zhulshen”，与“朱理真”的读音相当接近。其意为“从东方大海飞来的海青”，即“东方之鹰”，汉语意译为“海东青”。因此，“女真”亦即“海东青”，这是女真人对其本民族的自称。[50] 如果不了解金朝的捺钵制度，我们恐怕很难理解像海东青这样一种猎鹰为什么会在女真人的心目中占有那么重要的地位。在女真人看来，海东青不仅仅只是一种禽兽而已，实际上它可能具有某种图腾的性质。 二、秋山考 辽代的“秋山”是秋捺钵的同义词，而金代的情况则有所不同。综合金代文献来看，“秋山”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秋山”包括春水之外的一切围猎（或称田猎、畋猎）活动，金人所说的秋山大多是这种意思；狭义的“秋山”则专指秋猎而言，不过据我所见，只有《金史·章宗纪》里的“秋山”一词才是这样的概念，章宗朝九次秋猎，《章宗纪》均明确称之为“秋山”，这只能当做一种特例来看待。本文所说的秋山是指前一种概念。 广义的秋山实际上也可以大致分为夏、秋、冬三个单元，只是它们的时间界限远不如辽朝的四时捺钵那么分明，故没有夏捺钵、秋捺钵、冬捺钵之名。 “驻夏”（或称“坐夏”）是金代捺钵的主要内容之一。女真人不耐暑热，驻夏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避暑。《南迁录》曰：“炀王（即海陵王）既都燕，以亲王宗室上国人畏暑毒，到二月末遣归始兴沈州龙漠过夏，至八月回京。”[51]明昌四年（1193年），章宗欲赴金莲川驻夏，谓“朕欲巡幸山后，无他，不禁暑热故也”。[52]不过金朝皇帝的驻夏与辽朝的夏捺钵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从时间上来说，金朝的驻夏往往包括夏秋两季，因此也有人姑名之为“夏秋捺钵”。 山后是金代历朝皇帝驻夏的主要地区。山后、山前之称始于辽五代时期，辽代所谓的山后、山前是以阴山为界，山后即阴山之北，山前即阴山之南。金代山后、山前的概念与辽代有所不同，从宋金文献来看，山前、山后的地理范围大致是与燕、云相对应的，山前、山后的分界线是燕山；不过在金人的概念里，山后的地理范围还要更宽泛一些，似乎西北、西南路边堡以南地区皆可称山后，即大体包括整个西京路的范围。[53] 山后的炭山是辽朝传统的夏捺钵之地，其地在今河北省沽源县境内，契丹语称为“旺国崖”，《辽史》中又多称“陉头”、“凉陉”，都是指的这个地方。金代文献中通称此地为凉陉，凉陉的北面就是世宗以后固定的驻夏场所金莲川。金代自太宗时起就有在凉陉驻夏的记录，天会七年（1129年）二月太宗发布的《差刘豫节制诸路总管安抚晓告诸处文字》说：“今缘逆贼逃在江浙，比候上秋再举，暂就凉陉。”[54]说明是年太宗即驻夏于凉陉。 熙宗朝也主要在山后地区驻夏。天眷三年（1140年），熙宗指责左丞相完颜希尹说：“凡山后沿路险阻处令朕居止，善好处自作捺钵。”[55]但熙宗时期的驻夏有确切地点可考的只有两次。一次是天眷三年（1140年），是年四月，熙宗自上京前往燕京，六月，途经凉陉，在此驻夏。[56]另一次是皇统九年（1149年），《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在北京路临潢府下有注曰：“有撒里乃地，熙宗皇统九年尝避暑于此。”关于撒里乃地的所在，上引《地理志》记临潢府边堡曰：“东北自达里带石堡子至鹤五河地分，临潢路自鹤五河堡子至撒里乃，皆取直列置堡戍。……自撒里乃以西十九堡，旧戍军舍少。”按鹤五河堡子在今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境内，从边堡走向来看，撒里乃当在其西南方向。可以肯定地说，它不属于山后的范围。 海陵一朝的驻夏见于明确记载者只有一次。天德四年（1152年）四月，“上自泰州如凉陉”，在此驻夏打围。[57]《海陵庶人实录》修于世宗大定间，着意于渲染海陵王的过恶，而于史实的记载颇嫌简陋，故海陵朝的春水秋山多缺乏记载。 金朝前期，女真宗室权贵也常驻夏于山后。天会七年（1129年），“是岁五月六日，粘罕将避暑于白水泊，谓（张）孝纯曰：‘公于此无治生事，俟某秋归，当还公于乡里。’”[58]左副元帅宗翰（即粘罕）时在云中（今山西省大同市），白水泊位于云中之北，在今天的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境内，今称黄旗海。从天会三年（1125年）率军攻宋到天会十三年（1135年）入朝领三省事，左副元帅宗翰前后驻守云中达十一年之久，距此不远的白水泊大概是他一贯的驻夏之地。天会十年（1132年）夏，宗翰还曾在白水泊开科取士，详见下文。 凉陉也是女真贵族一个经常性的驻夏场所。早在天会五年（1127年），右副元帅宗望就曾经驻夏于凉陉，并死于此地。[59]天眷二年（1139年），“鲁国王挞懒罢都元帅，以四太子兀术代之，差吏部尚书亨作天使，就祁州问罪”。当时在祁州（治蒲阴，今河北省安国县）的挞懒与其诸子商议说：“虽夺我元帅府兵马，尚有本千户及强壮得力家人部曲，可从山后诈伪赴凉陉，往阙下，问因何罪如是罢权。”[60]从挞懒的话中可以看出，他大概曾多次在凉陉驻夏，所以欲以此为借口径赴朝廷。另有一条史料记载说：“绍兴九年，挞懒避暑于蔚州麻田大岭。”[61]蔚州属西京路，州治灵仙县（今河北省蔚县），本不在燕山之北，但当时人们一般也是将它视为山后的。天会二年（1124年）使金的马扩曾对金人说：“贵朝言定山后更别无经略，及至先交了蔚州，卻纵兵马夺取。”[62] 世宗时期以金莲川为固定的驻夏地点。金莲川一带属西京路辖区，其地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和河北沽源县之间的滦河南岸，原名曷里浒东川，[63]其南面就是辽朝的夏捺钵地凉陉，契丹语称“旺国崖”，或作望国崖、尪国崖、王国崖等。世宗大定八年（1168年），“改旺国崖曰静宁山，曷里浒东川曰金莲川”。[64]《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曰：“曷里浒东川更名金莲川，世宗曰：‘莲者连也，取其金枝玉叶相连之义。’”金莲川之得名，是因为此地盛开艳丽的金莲花。据说在今天的滦河南岸，仍有一片东西长近十里、南北宽一至三里的草原，每到夏季便开满了金莲花，当地人称为“沙拉塔拉”，意为“黄色的平野”，亦即“金莲川”之意。[65] 世宗之所以选择金莲川作为驻夏捺钵之地，主要是因为这里的自然环境非常适宜于避暑。金人梁襄云：“金莲川在重山之北，地积阴冷，……气候殊异，中夏降霜。”[66]金莲川盛夏无暑，是由于海拔较高的缘故，据元好问说：“山后凉陉金莲川在都西州四百里而近，其地最高，夏至昼六十三刻，夜三十七刻。”[67]元人也有类似的记载：“上都本草野之地，地极高，甚寒。”[68]元上都开平城就建在金莲川，元朝皇帝每年夏天都要到此避暑。金莲川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成为辽金元三代的避暑胜地。 除了宜人的气候条件之外，世宗选择金莲川驻夏也还有其它方面的考虑。金莲川所在的滦河上游临近西北路边堡，是金朝控制漠北蒙古、塔塔儿等部的前哨阵地，其地理位置相当重要，章宗明昌六年（1195年）册静宁山（即旺国崖）山神为镇安公，册文谓其“南直都畿，北维障徼”，[69]就点出了它的重要性所在。世宗在此驻夏，实兼有巡边耀武、威慑北边各族的用意。自熙宗以来，漠北的蒙古等部时见侵扰，世宗时北疆尚不安靖。大定六年（1166年），世宗欲往凉陉驻夏，太子詹事兼谏议杨伯雄等人谏阻，世宗不听，“是年，至凉陉，徼巡果有疏虞”。[70]大概就在此后不久，谏议移剌子敬、右补阙粘割斡特剌、左拾遗杨伯仁共同提出一个建议：“车驾至曷里浒，西北招讨司囿于行宫之内地矣。乞迁之于界上，以屏蔽环卫。”世宗遂下诏曰：“招讨斜里虎可徙界上，治蕃部事；都监撒八仍于燕子城治猛安谋克事。”[71]金朝的招讨司皆置于北部边境地区，专领猛安谋克户和蕃部，不领州县民户。其中西北路招讨司寄治于西京路桓州，[72]桓州州治在金莲川西北约二十公里处（今遗址尚存），移剌子敬等人为保障行宫的安全起见，主张将西北路招讨司北迁至“界上”，这里说的“界上”，应该是指西北路边堡。世宗部分采纳了这个建议，令招讨使斜里虎北迁界上以治蕃部事，而招讨司都监撒八仍留燕子城治猛安谋克事，燕子城是在桓州设立的一处榷场。 如前所述，早在世宗之前，金太宗、熙宗、海陵王以及宗望、挞懒等人都曾驻夏于凉陉。世宗第一次驻夏凉陉是大定六年（1166年），是年夏，“上幸西京，欲因往凉陉避暑”，[73]遂于八月初至凉陉，但只作了短期停留。大定八年（1168年），世宗第二次赴凉陉，改曷里浒东川为金莲川、旺国崖为静宁山，大概就在此时确定以金莲川为固定的驻夏场所，并在金莲川以南的凉陉建立了驻夏行宫景明宫。《金史》曰：“景明宫，避暑宫也，在凉陉。有□□殿、扬武殿，皆大定二十年命名。”[74]景明宫的规模并不大，梁襄谏幸金莲川之文，谓“今行宫之所，非有高殿广宇城池之固。……所次之宫，草略尤甚，殿宇周垣唯用毡布”，[75]可见这是一座很简陋的建筑。不过从辽朝的捺钵来看，根本就没有什么像样的行宫，一般是用毡帐搭成的围幕，这正符合游猎民族的生活方式，本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地方，但在身为汉人的梁襄看来，这样的行宫就未免太过于简陋了。 世宗在位二十九年间，至少有十年驻夏于金莲川。[76]其中从大定十二年到二十二年，基本上是隔年一赴金莲川。在金莲川驻夏的时间一般为四至五个月，通常是四、五月间由中都启程，九月返回，只有两次是在八月返回的。因此，从时间上来说，所谓的“驻夏”，实际上是跨有夏秋两季，既不同于辽朝的夏捺钵，也不同于辽朝的秋捺钵。 世宗朝虽以驻夏金莲川为常规，但也有两次例外。一次是大定十年（1170年），根据《金史》卷六《世宗纪》（上）的记载，是年五月至八月，世宗驻夏柳河川。柳河川无考。按大定十一年（1171年）正月世宗曾对宰执说过“往岁清暑山西”的话，[77]金莲川只能称为“山后”或“山北”，不能称为“山西”，称“山西”者必定是指河东，所以我估计世宗说的就是大定十年的事情，柳河川大概是在河东境内的某个地方。另外一次例外是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驻夏天平山、好水川。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三月，世宗北巡上京，次年五月自上京返回中都途中，“次天平山、好水川”；“七月，发好水川”。[78]《大金故鲁国大长公主墓志铭》曰：“世宗还自金源，清暑于好水。”[79]就是指的这件事。天平山、好水川地属北京路临潢府，位于今内蒙古扎鲁特旗境内。《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临潢府下小注云：“有天平山、好水川，行宫地也，大定二十五年命名。”这说明天平山和好水川都是世宗是年在此避暑时才改定的名称。 世宗时期在山后还有一处名为“草濼”的驻夏之地。大定九年（1169年）五月，世宗命太子允恭“避暑于草濼”，允恭奏曰：“远去阙廷，独就凉地，非臣子所安，愿罢行。”世宗说：“汝体羸弱，山后高凉，故命汝往。”[80]草濼的具体位置还有待考定。世宗本人是否曾在该地驻夏，也不得而知。 到了章宗时期，由于时势的变化，已很少到远离中都的山后去避暑了。章宗在位二十年，只有三年是在山后驻夏，其中的金莲川之行仅有一次而已。 早在世宗大定年间，因“车驾频年幸金莲川”，时任薛王府掾的梁襄就上疏反对，谓金莲川远在山后极边之地，无高城峻池之固，非帝王临幸之所，“议者谓往年辽国之君，春水秋山、冬夏捺钵，旧人犹喜谈之，以为真得快乐之趣，陛下效之耳。臣愚以谓三代之政今有不可行者，况辽之过举哉。且本朝与辽室异，辽之基业根本在山北之临潢，……我本朝皇业根本在山南之燕，岂可舍燕而之山北乎”。因此他建议世宗就近在中都周边州县驻夏畋猎。[81]世宗读了此疏，当年曾为之辍行，但以后仍频频前往金莲川捺钵。梁襄的意见代表了汉族官僚对女真人游猎生活旧习的一种反动，但对于竭力维护女真文化传统的金世宗来说，这种意见恐怕是不中听的。 章宗时，一方面由于女真族的汉化程度已深，另外更重要的一个原因，乃是因为北部边境外患的严重，于是在朝廷臣僚中反对游幸金莲川的呼声越来越高。金朝与漠北鞑靼诸部的战争是明昌六年（1195年）爆发的，但是此前数年间已经边患频生。明昌四年（1193年）夏，章宗“将幸景明宫”，御史中丞董师中、侍御史贾铉等极力谏阻，“以谓‘劳人费财，盖其小者，变生不虞，所系非轻。……今边鄙不驯，反侧无定，必里哥孛瓦贪暴强悍，深可为虑”，又谓“今都邑壮丽，内外苑囿足以优佚皇情，近畿山川飞走充牣，足以阅习武事，何必千车万骑，草居露宿，逼介边陲，远烦侦候，以冒不测之悔哉”。[82]时谏官许安仁、路铎也上疏反对，谓“金莲千里之外，邻沙漠，隔关岭，万一有警，何以应变？此不可不虑也”。[83]在这种情势下，章宗不得不打消了到金莲川驻夏的念头。次年四月，章宗“复欲如景明宫”，朝廷内外仍是一片反对之声，礼部尚书张暐、御史中丞董师中、右谏议大夫贾益谦等皆上疏极谏，“语多激切”，但章宗执意前往，结果终于成行。[8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