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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金帝最后一次驻夏金莲川。次年，漠北阻 叛金，从此战事频仍，毗邻边地的金莲川当然也就不宜于优游消暑了。及至卫绍王大安元年（1209年），金莲川的驻夏行宫终于被入侵的蒙古人一把大火焚毁。是年二月十三日，南宋臣僚向宋宁宗报告说：“近日闻北边为鞑靼侵扰，已焚了凉亭、金莲川等处，去燕山才六七百里。昨日贺正人使回，言与所闻亦略同。”[85]宋人所说的“凉亭”大概是“凉陉”之讹。元初陈孚《金莲川》诗，有“昔人建离宫，今存但古瓦”句，[86]写的就是金莲川被焚后的情况。 章宗时期在山后的另一所驻夏行宫是西京路宣德州龙门县的泰和宫（后改称庆宁宫）。泰和二年（1202年），章宗第一次在泰和宫驻夏。是年五月戊申，“如泰和宫。辛亥，初荐新于太庙。壬戌，谕有司曰：’金井捺钵不过二三日留，朕之所止，一凉厦足矣。若加修治，徒费人力。其藩篱不急之处，用围幕可也。‘甲子，更泰和宫曰庆宁，长乐川曰云龙。……八月丁酉，还宫”。[87]《中州集》卷首载有章宗一首题为《云龙川泰和殿五月牡丹》的七绝，诗云：“洛阳谷雨红千叶，岭外朱明玉一枝。地力发生虽有异，天公造物本无私。”所谓“泰和殿”即泰和宫。诗题既称“泰和殿”，当是泰和二年第一次驻夏泰和宫时所作。 泰和宫所在的龙门县位于今河北省赤城县西南，地处燕山之北，也属于金代的山后地区。《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龙门县下注明：“有庆宁宫，行宫也，泰和五年以提举兼龙门令。”据《金史》卷五六《百官志》（二）记载，庆宁宫置有提举司，提举为正七品，《地理志》所谓“以提举兼龙门令”，即此。值得注意的是，章宗泰和二年的此次行动也遭到朝臣的反对，《金史》卷九六《李愈传》曰：“泰和二年春，上将幸长乐川，愈切谏曰：’方今戍卒贫弱，百姓骚然，三叉尤近北陲，恒防外患。兼闻泰和宫在两山间，地形狭隘，雨潦遄急，固不若北宫池台之胜，优游闲适也。‘上不从。”这里所说的“三叉”和上文提到的“金井”，都是为了在泰和宫驻夏围猎的需要而设有捺钵（小型行宫）的地方，其准确的地理位置虽不可考，但肯定都在泰和宫周边的行猎区域之内。《金史》卷九八《完颜纲传》载：明昌间，“诏三叉口置捺钵，纲上疏谏，疏中有云’贼出没其间‘，诏尚书省诘问，所言不实，章宗以纲谏官，不之罪”。根据这条史料可以知道，大概从明昌后期开始，章宗就着手在龙门县经营一处新的驻夏场所。由于北边形势的变化，到金莲川驻夏显然已不合时宜，龙门县大致处于中都和金莲川的中途，与北部边境还有相当一段距离，所以章宗选择了这个地方。 章宗第二次驻夏庆宁宫是泰和五年（1205年）五月至闰八月，[88]这也是章宗最后一次到山后捺钵。由于北边局势不靖，加上朝廷群臣的一再反对，章宗朝大多数年份只在中都郊外避暑。中都城郊规模最大的一所离宫是万宁宫，[89]《金史》云：“京城北离宫有太宁宫，大定十九年建。后更为寿宁，又更为寿安，明昌二年更为万宁宫。……有琼华岛。”[90]万宁宫在金中都城东北郊，即今北京北海公园一带，其中的琼华岛也就是今日北海公园之琼岛。元好问说：“寿宁宫有琼华岛，绝顶广寒殿。”[91]琼华岛上的广寒殿是金代中后期著名的避暑胜地，耶律铸《龙和宫赋》“布金莲于宝地，散琼华于蓬邱”句下有注曰：“金莲川即山北避暑宫，琼岛即山南避暑宫。”[92]这里说的“山北”、“山南”与“山后”、“山前”是同一个意思，将琼岛与金莲川相提并论，可见它当时主要是以避暑胜地而著称。万宁宫自大定十九年（1179年）落成后，世宗除了去金莲川避暑之外，其馀各年均在万宁宫度夏。章宗时期，除明昌五年及泰和二年、五年到山后避暑外，其它多数年份也都在万宁宫避暑，一般是三四月前往，八月返回。此外有时也去中都西北郊的玉泉山行宫或香山行宫度夏。 必须指出的是，世宗、章宗时期在中都城郊离宫的度夏与其在山后的驻夏具有不同的性质，不能列入捺钵的范围。因为在山后驻夏还包括相应的围猎活动，即所谓的“秋山”，而在中都郊外的度夏仅仅是避暑而已。历代帝王孰无离宫别馆，我们当然不能将帝王的一切出行都视为捺钵，这里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界限。 秋山是驻夏的一项重要活动。虽名之曰“秋山”，其实未必以山为主，如山后驻夏的主要围猎场所就是草原，金莲川、云龙川都是如此。实际上，驻夏金莲川的说法是不够准确的，王恽谓“金人驻夏金莲、凉陉一带”，[93]比较接近事实；准确的说法应该是：驻夏于凉陉的景明宫，秋山于金莲川。庆宁宫（泰和宫）和云龙川（长乐川）的关系也是这样，前者是驻夏行宫，后者是秋山的场所。 关于金莲川和云龙川的秋山情况，金人诗文中有所反映。金末人杨果《羽林行》有曰：“当时事少游幸多，御马御衣尝得赐。年年春水复秋山，风毛雨血金莲川。归来宴贺满宫醉，山呼摇动东南天。”[94]这里描述的是世宗、章宗时代在金莲川秋山的情形。又赵秉文有诗赋云龙川秋山：“一望金莲五色中，离宫风月满云龙。向来菡萏香销尽，何许蔷薇露染浓。秋水明边罗袜步，夕阳低处紫金容。长扬猎罢回天仗，万烛煌煌下翠峰。”此诗见于《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七，诗题作《金莲川》，但我以为这个题目恐怕是被后人误题的。赵秉文是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进士，扈从春水秋山是泰和间任职翰苑时的事情，此时章宗早已不到金莲川驻夏，而先后两次驻夏于泰和宫，“离宫风月满云龙”句可以证明此诗是咏云龙川秋山的，“一望金莲五色中”不过是说云龙川也有金莲花罢了，大概这就是此诗被后人误解误题的原因。 秋山围猎以射鹿为主，故赵秉文有“春水围鹅秋射鹿”的说法。[95]猎鹅、射鹿分别是金代春水、秋山的象征，《金史》记载金人服制说：“其从春水之服则多鹘捕鹅，杂花卉之饰；其从秋山之服则以熊鹿山林为文，其长中骭，取便于骑也。”[96]上文谈到经杨伯达先生鉴定的金代“秋山”玉，其图案即为山林群鹿。女真人以善于诱猎麋鹿著称，有关早期女真人的记载称其“以桦皮为角，吹作呦呦之声，呼麋鹿，射而啖之”。[97]赵秉文有《呼群鸣鹿图》诗二首，专门描述秋山时呼鹿射猎的情形，其一云：“麑班剥落错古锦，麚角轮囷生肉芝。呦呦谁见群呼态，忆在秋山扈从时。”其二云：“霜林枫叶动秋山，谁道呦呦物性闲。同类呼群更媒祸，世间何处不黄间。”[98]梁襄谏幸金莲川疏谈到了围猎鹿群的一些情况：“臣又闻，陛下于合围之际，麋鹿充牣围中，大而壮者才取数十以奉宗庙，馀皆纵之，不欲多杀。”[99] 但鹿并不是秋山的唯一猎物。《金史》有“章宗秋山射中虎”的记载。[100]元好问《续夷坚志》卷三“猎犬”条曰：“泰和五年，道陵（即章宗）猎云龙川。兴州产犬，宗室咬住进数犬，云可备射虎。上因令试之。”猎虎原是辽朝冬捺钵的主要内容之一，金代秋山猎虎大概属于一种随机行为，所以记载不多。又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金莲川秋山，“七月戊辰，猎于豁赤火，……获黄羊四百七十一”。[101]可见秋山围猎对于猎物并没有什么限定，只不过因为鹿是最为常见的一种猎物，所以射鹿才成为秋山的象征。 除了驻夏期间的秋山围猎之外，秋冬季节的其他围猎活动也属于秋山的内容。熙宗、海陵时期，秋冬围猎还没有形成制度，首先是没有世宗以后“秋猎”、“冬猎”或“秋山”之类的名目，其次时间也很随意，从秋九月直到来年的春二月，都有出猎的记录。熙宗时甚至可能还没有围场制度，时任翰林待制的程寀描述他所见到的围猎情况说：“臣幸得近清光，从天子观时畋之礼。比见陛下校猎，凡羽卫从臣无贵贱皆得执弓矢驰逐，而圣驾崎岖沙砾之地，加之林木丛郁，易以迷失。是日自卯及申，百官始出沙漠，独不知车驾何在。瞻望久之，始有骑来报：’皇帝从数骑已至行在。‘”熙宗的围猎活动毫无规范，简直有如儿戏。因此程寀建议说：“后若复猎，当预戒有司，图上猎地，具其可否，然后下令清道而行。择冲要稍平之地，为驻跸之所，简忠义爪牙之士，统以亲信腹心之臣，警卫左右。俟其麋鹿既来，然后驰射。仍先遣搜阅林薮，明立标帜，为出入之驰道。”[102]但这些建议当时并未得到采纳。 世宗、章宗时代的秋冬围猎可以说完全制度化了。关于秋猎的名目，《金史》里有不同的叫法，《世宗纪》均称为秋猎，而《章宗纪》则一概称为秋山，其实两者完全是同一个意思。为避免概念的混淆，本文通称为秋猎。秋猎的时间一般在九、十月间，世宗称“重九出猎，国朝旧俗”，[103]自大定三年（1163年）以后，秋猎多在重九日开始出行，但偶尔也有始于八月的。世宗朝有十三次秋猎的记录，每次少则十馀日，多则二十馀日。章宗朝秋猎九次，每次约一个月左右。 冬猎的名目在金代文献中没有歧异。冬猎的时间在十至十二月之间，或自十月至十一月，或自十一月至十二月，个别年份也有晚至十二月才出猎的。每次冬猎时间长短为十馀日至二十馀日不等。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冬猎活动，即腊日的冬猎。《金史》卷六《世宗纪》（上）载，大定三年（1163年）“十二月丁丑，腊，猎于近郊，以所获荐山陵，自是岁以为常”。章宗泰和二年（1202年）以前，金朝一直自认本朝德运为金德，故例于十二月丑日行腊祭，[104]自大定三年始，每年的腊日出猎于中都近郊，成为一种例行活动。这种冬猎有其特殊的目的和意义，且每次仅有一日而已，与春水秋山不可相提并论。 自金朝迁都中都后，秋冬围猎均在中都旁近的州县进行。大定九年（1169年），宋人楼钥随舅父贺正旦使汪大猷出使金朝，是年十二月，“初至望都，闻国主近打围曾至此，自后人家粉壁多标写禁约，不得采捕野物，旧传为禁杀下令，至此乃知燕京五百里内皆是御围场，故不容民间采捕耳”。[105]金朝为了秋冬围猎的需要，规定中都五百里内为禁猎区，不许百姓捕猎，宋人因不知底细，故曾误以为是因为禁止杀生的缘故而作此规定的。大定十年（1170年）使金的范成大，在其纪行诗《卢沟》诗题下有注曰：“去燕山三十五里。虏以活雁饷客，积数十只，至此放之河中，虏法五百里内禁采捕故也。”[106]这和楼钥的记载是完全一致的。依据这个规定，我们可以将中都周边五百里地界视为秋冬围猎的大致范围。[107]从《金史》的记载来看，距中都最远的一次围猎活动是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的冬猎，远至深州饶阳（今河北饶阳县）。[108]但经常性的围猎地区还是毗邻中都的一些州县，如蓟州（治今河北省蓟县）、顺州（治今北京市怀柔县）、霸州（治今河北省霸县）、保州（治今河北省保定市）、安肃州（治今河北省徐水县）等地。 宣宗迁都开封后，河南人夥地少，“凡有闲田及逃户所弃，耕垦殆遍”，[109]然而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仍旧规定开封周围百里之内为皇家围场，直到金朝临近亡国时才明令废除猎地。王鹗《汝南遗事》卷四《总论》在列举哀宗德政时，有曰“罢猎地以裕民”，注曰：“旧制，附京百里禁捕猎，扈逻官军所至骚扰。正大五年敕令罢之。”《金史》卷一七《哀宗纪》（上）则将此事记在正大六年（1229年）十二月：“罢附京猎地百里，听民耕稼。”这表明南渡以后，虽然捺钵制度已不复存在，但秋冬季节的围猎大概仍是一项例行的活动。 围猎是女真人最喜爱的一项传统活动。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曾对宋使马扩宣称：“我国中最乐无如打围。”[110]即便在女真人入居中原后，仍旧乐此不疲。南宋归正人张棣对此有详细的记述：“虏人无它技，所喜者莫过于田猎。昔都会宁之际，四时皆猎焉。至亮徙燕，以都城之外皆民田，三时无地可猎，候冬月则出，一出必逾月，后妃、亲王、近臣皆随焉。每猎，则以随驾之军密布四围，名曰围场。待狐、兔、猪、鹿散走于围中，虏主必射之，或以雕鹰击之，次及亲王、近臣。出围者许人捕之。饮食随处而进，或与亲王、近臣共食。遇夜，则或宿于州县，或宿于郊野无定。亮以子光英年十二获獐，取而告太庙。裒立尤甚，有三事令臣下谏：曰饭僧，曰作乐，曰围场。其重田猎也如此。”[111]按此处“裒”当为“褎”之误，完颜褎即金世宗完颜雍之原名。[112]从《金史》中看，世宗朝的围猎活动实际上还是相当频繁的。章宗即位以后，严重干扰农业生产的围猎活动遭到了汉族官僚越来越强烈的反对，甚至连有的女真官僚也对此持批评态度。章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六月，“修起居注完颜乌者、同知登闻检院孙铎皆上书谏罢围猎”；同年九月，章宗猎于中都近郊，“监察御史焦旭劾奏太傅克宁、右丞相襄不应请车驾田猎”；十月，平章政事张汝霖“谏止田猎”。[113]在这种情况下，章宗不得不对女真人的围猎活动稍加约束。明昌元年（1190年）正月，“制诸王任外路者许游猎五日，过此禁之，仍令戒约人从，毋扰民”；二月，“遣谕诸王，凡出猎毋越本境”；明昌三年（1192年）二月，“敕猛安谋克许于冬月率所属户畋猎二次，每出不得过十日”。[114]对于违禁的女真贵族，有时甚至给予严厉的处分，如章宗从父豫王永成明昌间判真定府事，“坐率军民围猎，解职”，章宗赐诏称：“偶因时猎，颇扰部民，法所不宽，宪台闻上。”[115]尽管如此，上述禁令似乎仍不过是具文而已，如宣宗贞祐三年（1215年）九月，“以秋稼未获，禁军官围猎”，[116]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记载在《金史》中屡见不一见，这说明女真人的围猎活动是禁而不止的。直到哀宗时，还有这样的记载：正大四年（1227年）十月，“外台监察御史谏猎，上怒，以邀名卖直责之”。[117]反对围猎的意见并不能阻止哀宗的围猎活动，即便是在金朝危在旦夕的时候。由此可见女真人对围猎的迷恋之深，用心之执著。 金朝的秋山围猎，除了娱乐和避暑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借此操习骑射。女真是一个马上民族，金朝前期，女真人“止以射猎、打围便为战阵，骑射、打毬阅习轻锐”。[118]在对辽宋两国的战争中，女真人表现出极强的战斗力。但金代中期以后，女真的汉化逐渐加深，从而导致其传统尚武精神的沦丧。世宗曾对兵部郎中高通说：“女直旧风，凡酒食会聚，以骑射为乐。今则弈棋双陆，宜悉禁止，令习骑射。”[119]大定八年（1168年）选女真人为侍卫亲军，而“其中多不能弓矢”。[120]大定十年（1170年）三月，“宋、高丽、夏遣使来贺。丙辰，上因命护卫中善射者押赐宋使射弓宴，宋使中五十，押宴者才中其七”。[121]这并不是一次偶然的输赢。大定间，太子允恭曾上奏说：“每遣奉使入宋国，朝射往往不胜，有损国威，今后使人射不胜者乞加罪。”[122]金朝以武立国，骑射本是女真人最擅长的技艺，如今竟不敌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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