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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马楼吴简中有一批关于孙吴赋税制度的简牍，内容十分丰富，对深入了解孙吴经济制度有很大帮助。王素、宋少华、罗新《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一文刊载了四支口算钱方面的简牍， 现列举如下： 【简一】5-1623：入都乡口算钱二百一十嘉禾元年十一月五日 □丘何诚付库□ 【简二】1-39：入南乡桐佃丘王□嘉禾二年口算钱一万三千嘉禾三年三月□□日□ 【简三】1-101：（入）□乡桥丘谢偿二年口算钱二□ 【简四】8-2726：右诸乡入口算钱甘一万□ 王素等人将此类简牍的记载格式分为两类，一类为人名在前者，一般记作：“入某乡某丘某人某年口算钱若干某年某月某日付库吏某人。”一类为人名在后者，一般记作：“入某乡某年口算钱若干某年某月某日某丘某人付库吏某人。”但我认为作者总结的第二类记载格式并不正确，在口算钱前妄加了“某年”。一般书写格式应该如简一所示，在口算钱前没有纪年，即：“入某乡口算钱若干某年某年某月某日某丘某人付库吏某人。”王素等人之所以加上纪年，大概是受到了简二、简三的影响。但是，简二、简三与简一性质并不完全相同，不能因简二、简三在口算钱前有纪年，就推定第二类书写格式亦有纪年。简三残缺过多，可以不予讨论，简二虽有两个纪年，但前为嘉禾二年，后为嘉禾三年，时间并不一致，这说明王某嘉禾三年所缴口算钱系上一年所欠。百姓拖欠口算钱的情况并非始自孙吴，东汉后期就已出现。《后汉书》卷7《桓帝纪》延熹九年正月诏：“其令大司农绝今岁调度、征求及前年所调未毕者。”据唐长孺先生考证，“调”系口算钱等名目演变而成， 所以此处所欠之“调”实即口算钱，而且拖欠时间长达两年之久。为避免与当年即缴的口算钱发生混目上的混乱，库吏自然有必要在这类口算钱前特别注明年份。至于当年即缴者，只须注明上缴年月日，就一清二楚，自然没有必要在口算钱前再加一同样的纪年。 总的说来，口算钱简分为两类，一类为正常情况，系当年即缴者，只注明上缴时间即可；另一类为以前拖欠补缴者，政府登记此类口算钱时，不但要注明上缴时间，而且还要注明口算钱系何年拖欠。 另外，《新收获》的作者认为前三简为某乡个人所缴口算钱数，似理解有误。按两汉书所载，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一百二十钱为一算；民年七岁至十四岁出口钱，人二十三钱。 两汉时期，政府征收的口算钱数额基本没有变化。 孙吴赋税制度正处于一个转型期，即口赋与户调并行，但发展趋势却是口赋逐渐为户调所取代。所以，孙吴征收的口赋数额不会高于两汉的一百二十钱和二十三钱，而只会降低。如按两汉数额，则简一何诚所缴二百一十钱至少为两人口算钱。简二王某上缴的口算钱是何诚的62倍，也就是说王某家中缴纳口算钱的家庭成员多达一百二十四人。按汉代制度，七岁以下幼童及五十六岁以上老人不缴纳口赋，孙吴当亦继承此制，观下列诸简可知： 【简五】（1-327）右东家口食四人 算二 【简六】（9-2907）凡口四事三 算二事一 【简七】（9-2944）凡口四事 算二事一 【简八】（9-3401）凡口五事四 算二事 【简九】（9-3005）凡口六事五 算四事二 【简十】（11-4750）凡口八事七 算五事四 简九缴纳口算钱的人口占整个家庭的比例最高，但也只有三分之二。按此计算，王某家庭成员应有185人之多。汉承秦制，政府鼓励农户析口分产，因此，史籍所见汉人家庭多为五口之家。吴承汉制，家庭人口数量也不会太多，上引诸简中，人口最多者为八人。当然，孙吴统治时期，依附关系有很大发展，托庇于大族之家的人口数量也不断增加，但即是隐匿人口，自不会向政府缴纳口算钱，所以这一百多人自是政府的编户齐民。王某家中正式成员如此之多，令人难以想像。而且，简四为数乡上缴的口算钱，也只有甘一万，王某一家上缴的数额不可能如此巨大。我怀疑王某所缴并非一户的数额，而是某丘部分家庭应缴纳的口算钱。王某系代表当地政府向百姓征收口算钱，然后再将之上缴。何诚与谢偿的身份也应该与王某相同。至于何诚所缴为何如此之少，大概是因为百姓穷困，难以一次征收完毕，只得将能征收到的部分口算钱无论多少先上缴政府，拖欠的以后再征。而王某上缴的系上一年拖欠，政府不会允许百姓再继续拖欠下去，所以王某一次能征收到一万三千钱。 当然，由于刊布的口算钱简牍数量甚少，上述观点只能是一种不成熟的推测，更为深入的论证工作，只能留待以后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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