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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①、③两简中的“折咸米”，王子今先生认为就是“折减米”，是仓米在储运过程中所发生的损耗，是一种合理损失[6]。看起来，把以上四简的内容都理解为事后追述，完全是说得通的。吴简中也有大量的例证，存在着隔数年而缴清有关税米、限米的情况。建安纪年简就属于这种情况。 可是，③、④两简的年份分别是建安廿七年和黄武元年，事实上是同一年。这种情况如何理解呢？我认为，吴简中的这一情况，可能与赋税缴纳的年度计算方法有关，也就是与政府财政年度的区分方法有关。黄初三年十月，孙吴建年号黄武，从财政年度上看，已经进入下一个年度，而秋收以前的可计入黄初三年（建安廿七年），此后的计入黄武元年，因此会出现对同一年的不同年号使用。这种情况，与韦昭使用建安廿七年以限断孙吴以前的历史，背景相同。同样的用法，史书中也很常见。比如《三国志·魏书》卷五后妃传述文昭甄皇后于公元220年一年之内的事迹：“延康元年正月，文帝即王位，六月，南征，后留邺，黄初元年十月，帝践阼。”同一年记事使用两年号，就是出于历史限断的需要。 在没有年度计算方面的考虑时，年号的使用要随便得多。比如，湖北省博物馆收藏孙吴弩机一件，刻文作“黄武元年七月作师陈香臂师□李”[7]。案此年七月尚未有黄武年号，这些文字显然是后来刻写的。这种情况在文献中也许更常见。 孙权与魏决裂之后，对于自己曾经奉行黄初年号一定是有所忌讳的，何况与曹魏的敌对关系也不允许再在文书中提到这一年号，因此，在追述公元220至223年之间的往事时，使用何种纪年方法，一定是经过了认真考虑的。我认为，延长建安以衔接黄武，是孙吴官方的政策，在孙吴境内要普遍遵守。这就是今天我们在文献上看到建安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纪年的来历，同样也是吴简中出现这些建安纪年简的原因。 如果这一推论不误，那么，吴简中的建安纪年，反过来证明了现有的长沙吴简，在时间上并没有逾越孙吴历史时期。 -------------------------------------------------------------------------------- [1]参王素、宋少华、罗新：《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文物》1999年第5期，25-26页。 [2]王仲殊：《吴县、山阴和武昌--从铭文看三国时代吴的铜镜产地》，《考古》1985年11期。 [3]湖北省博物館、鄂城市博物馆：《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文物出版社，1986年。 [4]王士伦：《绍兴的古代铜镜》，《考古通讯》1956年第6期。 [5]见《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1-9页。 [6]王子今：《走马楼简“折咸米”释义》，《国际简牍学会会刊》第3号，台北，兰台出版社，2001年。 [7]我2000年夏访问湖北省博物館，多承唐刚卯先生引领参观，谨此志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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