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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清代会党与土匪的关系(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历史档案》 刘平 参加讨论

(三)从活动的内容来看。会党的活动内容十分广泛,举凡政府视为不法的事情都与他们有关,土匪活动则比较单一。由于会党的结会目的在于“有事相帮”、“敛钱分用”之类,加上它所吸收的会众虽以游民为主,实际上也包括了不少劳动者和绅富人等。因而并非所有的会党或会党中人一开始就以抢劫等犯罪活动为己任。如同治年间,湖南巡抚刘崑曾说:“查湖南哥弟会党,人数多不可记,其徒众复多习于战斗,……第其中有积功保至二三四品官阶,家有余资,不至遽萌异志者;有贸易江湖,心忧劫掠,挂名会中,冀以保全资命,初非别有诡谋者,……若欲分别办理,必须辨明良莠,不可稍涉含糊”(注:刘崑请饬在籍大员帮办团防折,《刘中丞奏稿》卷二。)。清末,御史王宝田奏称:“盗贼丑类实繁,有土匪,有溃兵,有退伍,有革党,有在青、在红诸会。……党与则以在青、在红诸会为最众。故他匪可以言剿,会匪不可以言剿,操之过急,尤恐别滋事端”(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8页。)。 钱生可也说:“青红帮匪未必皆为盗贼,亦间有安分营生者,红帮较少,青帮较多”(注:生可编《青红帮之黑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把会党一概视之为“匪”, 而要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具体分析。
    至于会党所进行的非法活动,种类繁多,如聚赌抽头、拆梢诈骗、贩卖私盐、拐贩人口、走私毒品等等,但主要的还是从事各类土匪活动。如清末年间,在长江中下游,会党盐枭所在皆有,“红帮西溯江,青帮南入湖,率其群丑,分道而驰,贩盐则为枭,无盐可贩则聚赌,赌不胜则为盗,盗不足则掳勒索诈,无所不至”(注:《中外日报》1905年10月24日。)。需要说明,在“劫富济贫”方面,会党和土匪都有,如早期哥老会,“不害良民,惟袭劫不义之富豪与不正之官吏”(注: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6页。)。再如清末活动于江浙交界的余孟亭匪股,“军行所至,咸以劫富济贫为辞,由是乡里穷民望孟亭军旗,俨犹大旱之望云霓”。但与余合股的夏竹林(夏小辫子)匪股,则“所过残暴,民咸怨焉”(注:陶成章《浙案纪略》,《陶成章集》。)。总的来看,在劫富济贫方面,会党表现得多一些,土匪表现得少一些;“劫富”事多一些,“济贫”事少一些。
    (四)从宗教信仰、秘密仪式、誓词戒律、隐语暗号来看。会党由于结会宗旨明确、组织机构完善,与之伴生的宗教信仰、秘密仪式、誓词戒律、隐语暗号相应完备,土匪在这些方面则简单得多,但不能认为没有。会党的宗教信仰因时因地略有不同,如天地会拜会时,有的须拜天地、拜日月、拜五祖、拜万云龙、拜陈近南,还要兄弟互拜(注:罗尔纲《贵县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文件》,罗尔纲编《天地会文献录》,中正书局1943年版。),有的则只供“从前传会之万提喜即洪二和尚牌位”。哥老会拜台结会时,则拜五祖、拜关圣等。早期的会党入会仪式比较简单,如天地会在乾隆年间,“凡传会时,在僻静地方设立香案。排列刀枪,令在刀下钻过,即传给会内口号,结为弟兄”(注:《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卷五十八。)。后来逐渐复杂起来,大致程序为“一进洪门,二进忠义堂,三进乾坤圈,四饮三河水,五到木杨城,第六{K3J502.jpg}(盖)被,第七斩七,第八歃血,第九饮太平宴,第十过火坑,十一到德福祠买果,十二老母俾本钱三个,另有血根钱一个”(注: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四,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2页。)。无论是天地会、三点会、三合会,还是哥老会,其入会议式都少不了歃血盟誓一节,即刺人指血或割鸡血入酒碗中共饮,同时背诵会中誓词。誓词内容也是逐步完善的,如嘉庆年间,卢盛海等结拜天地会,誓词中有“自盟之后,兄弟情同骨肉,胜似同胞,吉凶则彼此照应,贵贱则甘苦同情,是非则神灵默佑,……不照状施行,诸神共诛”(注:《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28页。)。 道咸以后,会中多朗诵、“洪门三十六誓”等会规誓约,哥老会则朗读《十条》、《十款》等。会众如果违反这些会规誓约,将受到严厉处置。盟誓结拜之后,会中人便互称“洪家兄弟”,所谓“忠义堂前无大小,不欺富贵不欺贫”,“百万兄弟俱姓洪”,便是这种“平等”关系的直接反应。土匪也有宗教信仰,如近代中原一带匪股拜的是柳下跖(盗跖),江淮一带盐枭拜的是罗祖,东北马贼拜的是十八罗汉,闽粤沿海海盗拜的是妈祖、天后,但土匪当中最普遍的还是拜关公。加入匪股也有仪式。传统看法认为,土匪与会党的差别主要在于后者有严格的秘密仪式和誓词戒律。实际上,晚清以降,这种差别正日趋模糊,因为不仅各个会党之间有程度不等的仪式和誓词,许多匪股也有他们自己的一套仪式和誓词。例如东北马贼绺子的形成,分为“起局”和“挂柱”。起局就是起绺子。起局时,为首者领大家拜十八罗汉,饮血酒,燃香盟誓:“拜过老祖拜四方,咱哥们今后就起局了。我自个定的规矩,我要遵守……”。挂柱即入伙,分保人(通匪者)保举和自己投靠两种。挂柱拜香与起局拜香不同,须在地上插十九根香,前三后四,左五右六,中间一,其中十八根香代表十八罗汉,当中一根代表大当家的。燃香后,挂柱者跪下对天盟誓:“我今来入伙,就和兄弟们一条心。如我不一条心,宁愿天打五雷轰,叫大当家的插了我……”(注:曹保明《土匪》,(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8—33页。)。比较起来,会党的仪式与誓词比较严密,而匪股则比较简单零乱。但无论繁简,它们只对会党和匪股的内部起着约束作用。会党的隐语暗号(包括腰凭、服饰、手势、茶碗阵等)很复杂,主要是为了加强会内的联系。所以,只要是同会中人,相隔千里,也可相认。比如一位曾经“拜三点”的傅秀文说,三点会称打劫为“打鹧鸪”,其经过是:“放一根竹子横在路子,过路的如果是自己会中人,说“一脚踏过青头龙,任你两过游’,就跨竹而过;如果你不会说,那拦路的喊一声‘豆豉蒸猪肉’,就向你打劫剥衣服了”(注:《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80—81页。)。土匪“黑话”虽然也很复杂,但主要只在匪股内部或同一地区的匪股之间流行。
    (五)从历史作用来看。会党在其自身及领导农民进行反抗、瓦解反动统治基础的斗争中,具有进步作用,尤其是当他们和先进的阶级力量发生关系之后,这种进步性表现得尤为明显。会党的消极作用也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社会破坏性,二是政治盲目性。清末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曾多次利用会党发动武装起义,但往往归于失败。原因之一便是会党的消极性在发生作用。故革命党人慨叹道:利用会党“发难易,成功难,既成而嚣悍难制,不成则徒滋骚扰”(注: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2页。)。土匪也兼具会党的双重作用,但由于他们“旋起旋灭”,一味注意的便是打家劫舍,力量比较单薄。只有在革命运动高潮到来时,他们才纷纷卷入,但无论是农民起义领袖,还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都对他们重视不够。
    通过上面对近代会党与土匪的横向比较研究,不难看出,会党与土匪尽管有相同点,但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们在许多方面存在差别,判断这种差别的主要标准在于会党是否进行土匪活动。如果他们只是因为“敛钱分用,免人欺凌”、“裹胁加入”、参加农民起义,我们就不能把他们称作为匪。反之,如果他们参与了抢劫勒赎等土匪活动,或以此为业,就可以把他们与土匪相提并论。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容易陷入“会即是匪,匪即是会”、“会、匪一律”的模糊境地,就很难搞清历史上的许多复杂现象。因此,可以说刘崑等人将会党中人“辨明良莠”、“分明办理”的看法还是比较客观公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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