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清代会党与土匪关系发展的两个阶段及其特点
    探讨近代会党与土匪关系的发展演变的问题时，要注意两点，一是会党本身的历史演变即会党史的分期（注：关于会党史的分期，可以参见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4—44页。），二是会党与土匪之间关系的发展在各个阶段所具有的不同特点。
    清代会党与土匪之间关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历史时期。
    （一）天地会从产生到发展壮大时期（1761—1874年）。清代档案资料确切表明，天地会最早起自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由福建漳浦县洪二和尚即万提喜首创。这是一个劳动者实行生活互助的秘密结社，创会后，流传迅速。同时，由于天地会是封建社会衰败时期的产物，其本身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缺点。综观天地会与土匪在这一时期的活动，两者关系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1、形成了以天地会为主的会党系统， 会党成为反清斗争的一支主要力量。天地会创立不久，就在闽粤台湾地区迅速流传开来。1786年，台湾爆发了天地会组织发动的林爽文大起义，清政府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由于天地会不同于以往的农民起义和一般的土匪活动，清政府在林爽文起义失败后严令追查：“现在逆匪荡平，兵威丕振，正应趁此时竭力查拿，务净根株”（注：台湾档，乾隆五十三年四月初三日上谕。）。并从法律上予以明文禁止。但由于以下两个原因，天地会不但没有灭绝，反而迅速蔓延开来：一是从天地会创立到林爽文起义时，它已逐步成为一个从宗旨、仪规到组织、行动都十分严密的秘密团体，它的许多行为准则容易被广大的破产劳动者和贫苦农民接受。如天地会头目严烟供称，会中之人，凡遇“婚姻丧葬事情，可以资助钱财；与人打架，可以相帮出力；若遇抢劫，一闻同教暗号，便不相犯”（注：严烟供词，载清史资料丛刊《天地会》（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这对那些被压迫、受歧视的穷苦人来说是有相当吸引力的。所以天地会枝蔓繁多，扎根深远，绵延不绝。二是林爽文起义失败后，天地会纷纷改变名称进行活动，如添弟会、三点会、三合会、忠义会、江湖串子会、双刀会、千刀会、边钱会等，总计有三四十种名目。至于嘉庆、道光年间，这些会党势力遍及南方各省，其名目迅速由闽粤沿海向内地传播，并逐步确立了以天地会为主的会党系统的地位。
    2、会党成为反清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 林爽文起义是会党大规模武装抗清斗争的发轫之举。嘉庆年间川楚白莲教起义失败后，教门日益衰而会党日益盛，到道光年间，天地会及其支派的活动非常活跃。拿广西来说，“拜台结党，旗帜各编堂名，……几乎无地无之，无时无之”（注：《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页。）。道光末年发生在湘桂交界的雷再浩、李沅发起义，两广交界的何名科、张嘉祥起义，广西境内的陈亚贵起义等会党发动的反清斗争，为太平天国的酝酿发动准备了条件，起到了一种“前驱作用”。太平天国时期，两广天地会起义和北方的捻军起义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太平天国。
    3、土匪活动逐渐成为会党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 会党的“反社会性”，一方面表现为它们反封建斗争（后加进了反帝内容）积极的一面，另一方面表现为大量的漫无节制的土匪活动。因为会党的主要成分和骨干力量是游民无产者，在它结会之初，便隐含了对外掠夺破坏的动机。这一时期会党的土匪活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会党直接为匪，如道光年间，广州附近，三合会“直入城乡劫掠当店、铺户人家”（注：《太平天国史料》，（北京）开明书店1950年版，第524 页。）。二是会党与土匪相勾结，如嘉庆初年，广东“有艇盗之扰，……大为患粤地。……且陆地会匪，阴济船械硝磺米粮”（注：魏源《圣武记》，嘉庆东南靖海记。）。三是会党与土匪交相为患，如道光末年，广西有“堂匪”、土贼、流寇三种，“最甚者莫如土贼，土贼亦堂匪之变相，党羽众甚。”（注：莫炳奎《邕宁县志》卷三十四，兵事志。）延至咸丰年间，南方的会党与土匪已成“星火燎原，遂不可扑灭”之势。
    （二）哥老会崛起时期（1874—1911年）。19世纪70年代以后，哥老会崛起于长江流域，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有他们的身影。哥老会势力的扩张，不但在会党史本身，而且在近代社会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都有着重要意义。这一时期以哥老会为主的会党与土匪活动，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1、哥老会成为晚清时期的最大会党， 南方天地会势力相应地居于次要地位；土匪凭借会党的组织形态展开活动。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因为，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开始在这一地区侵蚀蔓延，加上战乱、天灾的影响，该地区的传统经济结构受到严重破坏，造成了数量巨大的游民群体，另一方面，在太平军起义、捻军起义、西北和西南少数民族起义被镇压后，清政府即大量裁撤营伍勇丁。湘军攻占天京不久，即裁去二万人，此后又陆续遣散湘军数十万、淮军和川勇十余万、绿营五六十万，巡防营和其他地方军队则更多。按湘军初起时，即有哥老会传会其中，曾国藩曾严令禁止：“结拜哥老会、传习邪教者斩”（注：《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卷二，营规；批牍，卷三。）。但有令不止，反而迅速盛传于湘淮川楚各军。究其缘由，“一曰在营会聚之时，打仗则互相救援，有事则免人欺；二曰在营离散之后，贫困而遇同会，可周衣食，孤行而遇同会，可免抢劫，因此同心入会”（注：《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卷二，营规；批牍，卷三。）。以至“楚师千万，无一人不有结盟拜兄弟之事”（注：《十三峰书屋批牍》卷一。）。
    湘淮等军陆续裁撤后，革兵游勇中的结拜之风“仍而不改”。在清政府来说，根本没有、也不可能妥善地安置这些被遣兵勇，使之“敛手归农”。由是，为数甚巨的散兵游勇便流落江湖，与各地游手无赖、土匪盐枭勾联一气，结盟拜会，散票取钱，并从事大量的政治反抗、经济掠夺活动，很快就造成“各路之会匪声气相通，抗官拒捕，势渐不可制”的局面（注：《丁文诚公奏稿》卷十四。）。
    这一时期，天地会、三点会、三合会等虽然不及哥老会那样引人注目，但他们在南方各省及海外活动的情况不容忽视，而且，他们的活动最先受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注目。
    在土匪方面来说，由于这一时期哥老会及稍后青帮势力的迅速发展，他们往往凭借会党的组织形式展开活动，所以有人说：“间有入会而不为匪者，断无为匪而不入会者”（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案，光绪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文格奏折。）。这种会、匪不分，民、匪莫辨的情况相当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