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哥老会成为群众性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支领导力量。 晚清时期，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不断加深，人民的反抗在在皆有，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这些斗争一般又称为“民变”，主要是以反洋教和反封建压迫为内容。在北方，教门充当了斗争的领导力量，在长江流域和南方，则主要由以哥老会为主的会党充当。这些群众性反抗斗争，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有利条件。需要指出的是，会党领导的各种反抗斗争，往往体现了游民无产者的破坏性。所以，不但在“民变”过程中伴随着大量的抢、砸、烧、杀行为，而且在“民变”之后，许多人因官府追拿，往往被迫遁入山林湖泽为匪，如江淮盐枭、东北马贼、陕洛刀客、云贵川的棒客、闽浙两广的土匪与海盗，都与这些“民变”有密切关系（注：参见拙文《清末农村“民变”散论》，载《江苏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中外反动势力的残酷压迫，造成了社会贫困， 农民的反抗与会党、土匪活动互相交织，反过来又加速了封建统治的瓦解，这个辨证过程在晚清时期正加速度地进行着。
    3、青帮势力的发展与青红帮合流。 青帮本来是清代漕运水手中的行会性秘密结社，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庞大的以失业水手、地方青皮光蛋、两淮盐枭为主要成分的抢劫贩私集团，这种转变以太平军兴、漕运改折为标志，（咸丰）“三年春，江南被兵，南漕改折，或海运，纤夫游民数十万，无可仰食。丰北黄河连年溃决，饥民亦数万。弱者转沟壑，壮者沦而为匪，剽劫益炽”。（注：张曜《山东军兴纪略》卷十七。）太平天国时期，青帮盐枭主要在两淮一带活动，此后数十年间，其势力沿运河迅速发展，向北则鲁省，向南则江浙皖。南进者与长江哥老会势力互相渗透、融合，大约在十九世纪末年，青红帮在镇扬宁芜地区合流，并沿长江、运河、太湖一线向东推进，二十世纪初年，青红帮势力已在上海站稳脚跟。对于青红帮合流这一问题本身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这件事表明，会党势力已开始向城市及社会上层发展，它所造成的社会危害，远远超过了一般的盗匪活动。
    4、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联络、利用会党， 使之成为推翻清朝的重要力量。这一点，无论是革命党人及学术界都有很多论述，兹不赘引。
    不难看出，嘉庆年间白莲教大起义失败后秘密社会的发展趋势是教门日益衰而会党日盛，晚清时期，哥老会的崛起、青红帮合流为土匪活动的蔓延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这一切，与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