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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有关内容的解析，“吏”和“宦皇帝者”这两大群体，更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其实直到后来，依然能看到早期制度的雪泥鸿爪。比如《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郎从官、中都官吏食禄都内之委者，以太官膳羞备损而为节。”依然是“郎从官”和“中都官吏”两分并列。东汉的邓禹家族“自中兴后，累世宠贵，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东京莫与为比。”[42]家族中有多少人曾经“宦皇帝”、当过大夫、郎、谒者，也是门第显赫的重要标志。这个侍臣系统的特殊地位，可见一斑。至于在选官上郎署更是举足轻重。汉处初时就已是“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43]了，东汉的三署郎官和公府掾属两大仕途，构成了汉帝国的政治特色。 汉代政治中存在着一个以“宦皇帝者”为称的官员群体，在汉初他们尤其具有特殊地位，这显示了汉初政治体制依然带有诸多原始残迹，体现于近侍系统的特殊地位和非行政官员性质之上。近年有学者比照官称和职掌，来探讨先秦官制与秦汉官僚制度的渊源关系[44]。其实若从官吏系统和性质的变迁上还可以得到更多认识。例如对“宦皇帝”制度，我们完全可以把它追溯到更古老的时候。甚至可把如下事实纳入考虑：秦汉间参战的政治势力中，郎中、谒者、舍人曾相当活跃。刘邦创业集团里曾有大量的客、中涓、舍人、卒之类称呼，这引起了西嶋定生的特殊关注。在此他所看到的，是这个集团的“家长的家内奴隶制”性质，并将之上升到“国家权力的核心结构形态”[45]。不管西嶋氏的“家长的家内奴隶制”的判断能否成立，这个视角确实提供了某种启发，并可以与“宦皇帝者”的特殊地位一并观察。 “宦”、“吏”有别一点，也能深化对秦汉禄秩的认识。近侍集团不属于“吏”、不以俸禄为等级标尺，君主以“宦皇帝之法”而不是“事皇帝之法”待之，这反过来显示了“禄秩”乃是“吏”的身份标志。“吏”是承担行政事务的职业文官。皇帝“以吏治天下”而“吏”以文法技能“事皇帝”，这构成了秦汉官僚政治的最大特色。秦汉禄秩以“若干石”的俸禄额度为级差，这个独特安排大异于前朝后代、极为显眼[46]，然而对其意义却没多少人予以深思。我曾以“从稍食到月俸”为主线和关节点，把汉代禄秩的起源追溯到了周代针对于“吏”的“稍食”那里去，从而把周代“爵禄”到汉代“吏禄”两大时代的官阶变迁轨迹勾画出来了。在这个从“品位分等”到“职位分等”的历史性变迁中，“禄秩”的扩张对应着“吏”这个群体的扩张[47]。现在我们又看到，最初“宦皇帝者”是无秩的，但后来他们逐渐“比”于禄秩，最终使“比秩”变成了禄秩的一部分，这明明是禄秩不断扩张的表征之一，也是更多官员被朝廷以“吏”之形象定性定位的表征之一。这些“宦皇帝”的“宦者”逐渐由“私”而“公”、淡化了君主私侍身份，拥有了禄秩等级而向“吏”靠近，并把“宦者”一称留给了阉人[48]，从而留下了官僚政治进化的历史轨迹。 【附记】本文曾在2003年3月下旬北大历史系的中日史学研讨会上发表，谷川道雄先生为拙文评议人。稿件寄出后，近见《别府大学大学院纪要》第五号（2003年3月发行）好並隆司所著《张家山汉简の律文における「宦皇帝」について》一文，与拙文相当不同，敬希读者参看。 阎步克，1954年生，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著作有《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等。 [1]裘锡圭：《说“宦皇帝”》，《文史》第6辑，1979年；又《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52页。 [2]《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33-234页。 [3]《张家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第184简，第157-158页释文及注释。 [4]王子今：《汉初查处官员非法收入的制度---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研读札记》，《政法论坛》2002年第5期。 [5]这这一点，又可参看《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东牟侯兴居曰：‘诛吕氏吾无功，请得除宫。’乃与太仆汝阴侯滕公入宫，前谓少帝曰：‘足下非刘氏，不当立。’乃顾麾左右执戟者掊兵罢去。”可见执戟在皇帝左右。 [6]如蓼侯孔聚“以执盾前元年从起砀”，故市侯阎泽赤“以执盾初起，入汉为河上守”，祁侯缯贺“以执盾汉王三年初起从晋阳”，棘丘侯襄“以执盾队史前元年从起砀”，均见《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7]《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秦始皇时，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优旃见而哀之，谓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优旃曰：‘我即呼汝，汝疾应曰诺。’居有顷，殿上上寿呼万岁。优旃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诺！’” [8]《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传》：“陛戟百重，各有攸司。”注：“陛戟，执戟于陛也。” [9]《续汉书·百官志》太子舍人条：“无员，更直宿卫，如三署郎中。”《后汉书》卷五《安帝纪》：“以公、卿、校尉、尚书子弟一人为郎、舍人。”卷六《顺帝纪》：“除郡国耆儒九十人补郎、舍人”，“除京师耆儒年六十以上四十八人补郎、舍人及诸王国郎。” [10]李家浩：《战国时代的“冢”字》，《语言学论丛》第7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李学勤：《马王堆帛书〈刑德〉中的军吏》，《简帛研究》第2辑，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11]《汉书·惠帝纪》“宦官尚食”应劭曰：“旧有五尚，尚冠、尚帐、尚衣、尚席亦是。”又《宋书》卷三九《百官志上》：“汉初有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尚书，谓之六尚。”按，《二年律令·秩律》中有“长信掌衣”（掌通尚）、“长信尚浴”，秩六百石。又陕西茂陵无名冢出土的一件铜温酒樽有铭“阳信尚卧尚从”（“阳信”即汉武帝姊阳信长公主），一件熏炉有铭“内者未央尚卧”。见《陕西茂陵一号无名冢一号丛葬坑的发掘》，《文物》1982年第9期。是汉初以“尚”为称之宦官，种类颇多，还有尚卧、尚从等等。也许“五尚”、“六尚”，是专就皇帝而言的。 [12]例如商初的伊尹，“身执鼎俎为庖宰，昵近习亲，而汤乃仅知其贤而用之。”（《韩非子·难言》）周代膳夫也拥有特殊地位。《诗经·小雅·节南山》：“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这位膳夫得以弄权，居然齿列卿士、司徒等高官之后。西周有四位膳夫，即克、梁其、此、山，作为诸多青铜器主而在铭文中留下了名字，如著名的《克鼎》、《梁其簋》、《此簋》、《善夫山鼎》等。从列鼎制度推断，克使用着大牢七鼎，此使用着大牢九鼎（参看俞伟超：《周代用鼎制度研究》，《先秦两汉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6-87页），其显赫可见一斑。春秋齐桓公时有位“以调味事公”的易牙（《管子·小称》），把儿子蒸给了齐桓公吃，或云其就是《左传》中的雍巫；裘锡圭先生云“雍通饔”（《杀首子解》，《中国文化》第九期），饔人也就是膳夫了。或谓“雍巫即食医之类，乃官名”。这位易牙也是以“尚食”身份兴风作浪的。《史记》卷一百二《张释之传》：“文帝曰：吾居代时，吾尚食监高袪数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战于钜鹿下。今吾每饭，意未尝不在钜鹿也。父知之乎？”代国尚食监高袪跟汉文帝边吃边聊，昵态可掬。还有汉代皇后的食官又称“私官”（参看朱德熙、裘锡圭：《战国铜器铭文中的食官》，《文物》1973年第12期），也说明掌膳者与主人的特殊“昵近习亲”关系。 [13]《史记》卷十《孝文本纪》。按，秦汉之际和汉初已有卫将军。《汉书》卷十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历简侯程黑“以赵卫将军，汉王三年（前204年）从起卢奴”；山都贞侯王恬启，“汉五年为郎中柱下令，以卫将军击陈豨。”按击陈豨事在高帝十一年。《通典》卷二九《职官十一》“卫将军”条：“汉文帝始用宋昌为卫将军，位亚三司。”其说不确。 [14]好並隆司：《秦汉帝国史研究》，未来社1978年版，第250页。 [15]以上见《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 [16]《史记·儒林传》索隐引如淳：“《汉仪》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补郎中，乙科二百人补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又尹湾汉简中有郎中盛咸“以功迁”为二百石建陵丞的实例。由此可以推断郎中后来有比二百石者。参看李解民：《〈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研究》，《尹湾汉墓简牍综述》，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8页；拙作：《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98页。 [17]《续汉书·百官志四》记太子庶子，四百石，如三署中郎；太子舍人，二百石，如三署郎中。这都是后汉制度。至于西汉时的太子庶子与太子舍人禄秩，应取卫宏《汉旧仪》：“庶子舍人，四百人，如郎中，秩比二百石，无员，多至四百人，亡新改名为翼子”；“庶子，秩比四百石，如中郎，无员，亡新改为中翼子。”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8页。不过《汉旧仪》“庶子舍人”一条，文有舛误，其“庶子舍人”或作“太子舍人”，或应删“庶子”二字仅作“舍人”；前一“四百人”疑为“四百石”之讹，乃庶子的“比四百石”之文误入；后一“四百人”，前人已提出质疑，云《续汉志》引《汉官》近作“十三人”。质言之，“庶子舍人”这一条应据“庶子”条校作“舍人，如郎中，秩比二百石，无员，亡新改为翼子”为妥。 [18]《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二世曰：‘善。’乃行诛大臣及诸公子，以罪过连逮少近官三郎。”《索隐》：“三郎谓中郎、外郎、散郎。”按《索隐》之说不确。《史记会注考证》引中井积德说：“沈家本曰：‘《汉书·惠帝纪》，中郎、郎中，满六岁爵三级，四岁二级；外郎，满六岁二级。’苏林云：‘外郎，散郎也。’然则三郎者，中郎、郎中、外郎。旧注皆非。”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3页。 [19]李孔怀先生谓“武帝时增设‘比郎’，秩比干石”，把“比郎”算成郎官之一。见其《汉代郎官述论》，收入中国秦汉史学会编《秦汉史论丛》（第二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5页。不过这是李先生误解史料了。《汉书·百官公卿表》原本说的是期门军士比郎，而期门仆射比千石。 [20]参看拙作：《从稍食到月俸──战国秦汉俸禄等级制新探》，《学术界》2000年第2期。 [21]例如郑玄注谓：“禄秩之不当，恩所增加也；供养之不宜，欲所贪耆熊膰之属，非常食。” [22]《史记》卷一百四《田叔列传》：“其后有诏募择卫将军舍人以为郎，将军取舍人中富给者，令具鞍马、绛衣、玉具剑，欲入奏之。……于是赵禹悉召卫将军舍人百余人，以次问之，得田仁、任安，曰：‘独此两人可耳，余无可用者。’卫将军见此两人贫，意不平。赵禹去，谓两人曰：‘各自具鞍马新绛衣。’两人对曰：‘家贫无用具也。’将军怒曰：‘今两君家自为贫，何为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于我者，何也？’”卫青在择其舍人为郎时只考虑有钱的，是因为做郎官得自备鞍马、绛衣、玉具剑，而汉代马匹价在万钱以上，刀剑亦值数千钱，囊中如洗者就只好靠后了。卫青对田仁、任安恼怒不已，也是嫌他们既然没钱还瞎凑什么热闹。 [23]《史记》卷一百二《张释之列传》：“有兄仲同居。以訾为骑郎，事孝文帝，十岁不得调，无所知名。释之曰：久宦减仲之产。不遂，欲自免归。”赀选，还可参看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84年版，上册第352页以下。 [24]按，《汉书》卷九十七上《外戚传》中有汉元帝“娙娥视中二千石，比关内侯。傛华视真二千石，比大上造……”之类规定，朱绍侯先生推测其来自“秦及汉初刘邦继承秦的官级与爵级的对比制度”。见其《从〈奏谳书〉看汉初军功爵制的几个问题》，《简帛研究》第2辑，第181-182页；或《历史文化论丛》，第337-338页。又，《二年律令·赐律》中还有“……御史比六百石，相（下残）。”（第31页第296简，第174页）一条。御史在《二年律令·秩律》中本为千石，因此这段话的全文中，不会有御史禄秩“比六百石”的意思。但因其残缺不全，无从判断。 [2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册第732页。 [26]当然“内官”一词在另一些场合指的是妃嫔等，如《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注引臣瓒：“汉《秩禄令》及《茂陵书》，姬，内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倢妤下，在七子、八子之上。”但这与本文无关。 [27]《汉书》卷一下《高帝纪》。 [28]《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46页。 [29]陈伟：《张家山汉简〈津关令〉涉马诸令研究》，《考古学报》2003年第1期。 [30]米田健志：《漢代の光祿勳──特に大夫を中心として》，《东洋史研究》第57卷第2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