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淮河一线，为我国南北一大界限，所谓南方、北方，大致即由此划分。自古及今，南方与北方，风土人情，一直迥然有别。古人云“橘逾淮而北为枳”[1]，便很形象地描述了淮河南北这两大地域，因自然地理环境特别是气候条件的不同，所导致的物种差异。草木尚且如此，人类对于环境的感应，自然更加敏锐。所以，历史上南人北迁，北人南徙，往往是有许多迫不得已，或者说是身不由己的原由。
    明隆庆初年，戚继光由浙江调任蓟州镇总兵官，负责京师北部边防。上任伊始，即由蓟辽总督谭纶出面，上疏请求征调三千名浙江士兵到蓟州镇，得到朝廷允准[2]。后来在戚继光任上，又陆续调入一批浙江士兵，戍守蓟镇长城[3]。这些来自浙江的士兵，省称浙兵，又称南兵[4]。
    北方边塞地带的居民，自古以来就以勇猛敢战著称，特别是蓟镇所在的“燕、赵之地，士马强悍，渔阳战卒，自古称雄”[5]，而“东南民素柔脆，莫任远戍”[6]。这是明朝人的一般看法。召募南兵戍卫北边长城，显然违背这种通识。所以，当时颇具经世才识的学者章潢，曾直接指斥说：“从古未闻假南兵捍北敌者。南兵之北，譬舟之陆也。”[7]南人北上，本来不宜适应，由东南沿海的浙江，迁移到明朝极北的边塞，山川气候，风物饮食，差距之大，更是令人望而生畏。水土不适，本来就会影响战斗力，那么，朝廷究竟为什么偏偏要舍近求远调集这些南人北上呢？对此，当时人即已颇感困惑：
    夫燕、赵之人，素号骁健。昔人用之，北据强胡，西当秦晋，南却楚，东威齐，所向有成。古今天下，同一人也，何独今日之不然耶[8]？
    其实，这一问题涉及到明代嘉靖至隆万之际一些深层的地域差别。
    一、南兵北戍的历史背景
    早在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先生就已经注意到明代南兵北戍的情况。民国二十七年，顾颉刚先生在西北考察时，在洮州、河州、西宁诸地，采访到大量习俗和家谱、口碑资料，反映出当地许多居民，是明初戍卒的后裔，而他们的祖先，大多来自南京纻丝巷等长江下游两岸地区[9]。其实，在明代初年，北方边地曾比较普遍地驻有南方士兵，并不仅仅局限于洮州、河州和西宁等地。明初北边卫所中的南方士兵，多是从征北边及西北后，“既定其地，因以留戍”[10]。史籍明确记载，洪武时古北口、居庸关、喜峰口和松亭关等地，俱“参用南北军士”[11]。这种南兵北戍，是由于朱元璋起兵于江淮之间，故军中士卒多来自这一地带，其留驻于新征辟地区，是基于历史因缘，不得不如此。
    除一部分留驻从征南兵外，史籍记载，洪武时沿边诸卫的常驻军兵，“唯土著兵及有罪谪戍者”[12]，显然是以北方土著兵员为主。不过明代卫所士兵的来源主要有从征、归附、谪发和垛集四类，沿边诸卫也不例外。“土著兵”应当主要是指元朝旧有边地军户，属于“归附”者。“有罪谪戍者”即“谪发”，是指因各种罪过发配充军的人。“从征”者是指明初参与征伐北方边地的军士，前文已有叙述。此外尚有“垛集”一类，乃不论南北各地，凡“三丁以上，垛正军一。别有贴户，正军死，贴户丁补”[13]。垛集时“大县至数千名，多至百馀卫、数千里之远者”；而谪发时“东南充军，亦多发西北，西北充军，亦多发东南”[14]。谪发与垛集，其间都有南人北戍，或是北人南戍。按照明代制度，凡是军户应充兵役而逃亡或是军士老故缺额者，被“清勾”亦即稽查出来之后，需要顶补旧额，称作“补伍”或“补役”。“补伍皆发极边，而南北人互易”[15]，这会更为加重南人戍北边，北人戍南边的问题。
    南北方风土，差别悬殊，非要将两地人互易其位，背戾事理人情，自然会遇到困难。明朝人称：“南人病北方之苦寒，北人病南方之暑湿。逃亡故绝，莫不由斯。”[16]英宗正统初，内阁大学士杨士奇上疏谈到：
    今差监察御史清军，有以陕西、山西、山东、河南、北直隶之人，起解南方极边补伍者；有以两广、四川、贵州、云南、江西、福建、湖广、浙江、南直隶之人，起解北方极边补役者。彼此不服水土，南方之人，死于寒冻；北方之人，死于瘴疠。且其卫所，去本乡或万里，或七八千里，路远艰难，盘缠不得接济，在途逃死者多，到卫者少。……况今西北二边，急于防守，而西北壮勇之人，乃发南方，甚是未当。
    杨士奇指出，从永乐年间起，成祖、宣宗、英宗都在一定范围内，对这种不合理局面，进行过调整。因此，他建议：
    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隶，今后清出军丁，各就所近，发甘肃、宁夏、延安、大同、宣府、永平、辽东等处补伍；云南、两广、贵州、四川、湖广、江西、福建、浙江、南直隶，今后清出军丁，各就所近，发四川、云南、贵州、两广及边海卫所补伍[17]。
    当政者以为照他这样的建议，会紊乱祖制，所以没有理会[18]。
    天顺二年，山西巡抚李侃，又上奏朝廷，试图调整这种不合理做法。他说：
    寒北之地，与穷荒无异。非生长其间者，未有能宁居而狎敌者也。今南人戍西北边，怯风寒，闻寇股栗；而北人戍南，亦不耐暑，多潜逃。宜令南北清勾之军，各就本土补伍。人情交便，戎备得修[19]。
    这种在当地就近补充兵员的改革方案，从士卒适应地理环境的角度来看，当然非常合理，朝廷由此开始重视这一问题，考虑调整相关政策[20]。紧接着在成化十二年，陕西巡抚余子俊，便“奏免岷、河、洮三卫之戍南方者万有奇，易置南北之更戍者六千有奇，就戍本土”[21]。像这样涉及全国的兵力调配问题，不应只是陕西一省自行更张所能进行的，应当是在李侃上疏后，朝廷在全国范围内，都按照同一原则，逐步做了调整。于是南人戍南，北人戍北，各得其宜，而早期留驻的从征南兵，到这时历经百年，其后代早已成为当地土著，北方边地的常驻戍卒，也就大体上均由近边北方人充任了。
    北方边防线上，除了当地卫所的常驻军士之外，成祖永乐年间，又调集内地卫所兵力，短期轮流驻防，“命内地军番戍，谓之‘边班’”[22]。这当中自然也有南人戍北的情况。但是这种做法没有维持太久，到宣宗继位后，鉴于“南北诸卫所军备边、转运，错互非便”，于是，改而“专令南军转运，北军备边”[23]，所谓“边班”便都由北方内地的卫所军士来承担。
    轮流戍边的“边班”制度，并没有能够保障戍边士卒的稳定。史称“其后占役逃亡之数多，乃有召募，有改拨，有修守民兵、土兵，而边防日益坏”[24]。这些名目，总的变化趋势，是主要依靠在沿边或内地北方省份，就近募集民兵，以补充常驻士卒，从事防守。其中如土兵，为成化初年巡抚延绥都御史卢祥建议添设，兵源都是来自当地，原因是这些“边民骁勇，习见胡虏，敢与战斗”[25]。故戚继光到蓟镇履任时称：“今之兵，外则九边原设边军与入卫民兵。”[26]戍卫士卒的地域来源，进一步向边防线上集中，即进一步土著化。如原来需要更番戍边的山东、河南，自嘉靖后，其“民兵戍蓟门者，率征银以充召募。至万历初，山东征银至五万六千两，贫民大困”[27]。就在戚继光北调之前不久的嘉靖三十七年，蓟镇一次便在密云、昌平、永平、遵化、通州各地，召募一万五千名士兵[28]。由于募兵主要来自缘边地带，“地与人相习，无怀故土逃亡之患”[29]，从而使边防线上得以保持必备的兵员。
    戚继光从浙江调兵戍卫北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既然北方边防线上的戍卒，已经主要是由沿边当地人或内地北方人充任，而如前所述，通常在一般人看来，北方边地人勇猛善战，江浙人柔弱怯懦，那么，为什么偏要从浙江调兵北上呢？下面将主要从区域地理特征角度，予以分析。
    二、浙江地区的武勇风尚
    各地的风尚习俗，所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是随着社会历史状况的迁改而不断变化的。浙江古时为越人的居地，越人则本来是一个骁勇强悍的民族。早在春秋时期，当时盛极一时的霸主齐桓公，就赞许说“天下之国，莫强于越”[30]。到战国时，越国更直接与中原列强争雄逐鹿。其势力之强盛，竟然能够从海上远征，侵夺齐国所属山东半岛很大一部分地区，并一度迁都于琅邪。
    秦始皇兼并天下，“降越君，置会稽郡”[31]，今浙江北部地区归其统辖；另外设有闽中郡，统辖今浙江南部及今福建地区的越人。秦汉之际今浙江南部和福建地区的越人，趁乱独立，在今浙江省南部这一部分称为瓯越，又称东瓯；在今福建省这一部分称为闽越。瓯越与闽越并称东越，强悍不驯，在汉初对汉朝构成很大威胁。汉武帝建元三年，闽越进攻东瓯。东瓯向汉朝告急。汉武帝发兵击退闽越。东瓯请求举国内徙，武帝将其安置于江、淮之间地带。至元鼎六年，闽越反汉，汉武帝发兵平定反叛后，以为“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所以“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32]。所谓“东越地遂虚”，应当是指“虚其城邑”。山野之民，本难以尽迁，故“后有盾逃山谷者颇出”[33]，当地强悍民风，自然可以流布不绝。
    汉代有所谓“越骑”，就是由越人组成的骑兵。越骑与由匈奴人组建的骑兵“胡骑”相并称，是朝廷倚重的一支劲旅，主要负责戍卫京师；有时也与“胡骑”相并肩，参与西北边防线上的对外作战[34]。由于越骑与胡骑是汉朝最精锐的两支戍卫部队，秉政者“率以所亲信领之”[35]。足见越人的勇猛善战，勘与北方的匈奴人相竞雄，而浙江的地理环境，也并非不能孕育出强悍的武夫，事实上当地本不乏尚武的风气和传统。
    明代嘉靖年间持续不断的倭寇侵扰，浙江沿海地带首当其冲，连年战乱，使这里成为比北方边地更为动荡的战场。常年生活在兵锋之下，拼死求生，自然容易增长勇气，并取得作战的能力。不过浙江既不是处处都出可战之兵，也不是出兵之地的居民，不经调教，便可以直接驱之为能征善战的士卒。戚继光以在浙江训练金华义乌兵起家，对于各地浙兵的状况，他有如下具体记述：
    浙江乡兵之称可用者，初为处州，继而绍兴，继而义乌，继而台州。至于他处，则虽韩、白再生，不可用也。是皆有其故焉，何则？
    处州为乡兵之始，因其山矿之夫，素习争斗，遂以著名。及其用之杀倭，不过一二胜而已。以后遇敌则败，何也？盖处兵性悍，生产山中，尚守信义，如欲明日出战，先询之以意，苟力不能敌，即直告曰不能也。如许我以必战，至期必不爽约，或胜或负，定与寇兵相一接刃。但性情不相制，胜负唯有一战，再用之痿矣。气勇而不坚者也。此兵著名之时，他兵尚未有闻，及三十二三年，方有绍兴之名。
    盖绍兴皆出于嵊县、诸暨、萧山，并沿海。此兵人性伶俐，心虽畏怯而门面可观，不分难易，无不领而嗜之，唯缓急不能一其辞。然其性颇为无奈，驱之则前，见敌辄走；敌回又追，敌返又走。至于诱贼守城，扎营辛苦之役，则能不避。驱之以宽亦驯，驭之以猛亦驯，气治而不可置之短锋者也。此后方有台兵之名。
    盖台兵以太守谭公之严，初集即有以摄其心，故在谭公用之而著绩，他人则否。其人性与温州相类，在于虚实之间，著实鼓舞之，亦可用。
    岁己未，以义乌尹赵公之集兵，予奉命会选而教练之，为部伍，于是而始有义乌之名。以前非无乌兵也，盖则屡出屡败，故不为重轻。义乌之人，性杂于机诈勇锐之间，尤事血气，督之冲锋，尚有惧心，在处兵之下。然一战之外，犹能再奋，一阵之间，犹能反戈。但不听号令，胜则直前不顾，终为所诈。
    至于他处之兵，伶便谲诈，柔懦奸巧，在我鼓舞之令未下，而众已预思奇计为之张本矣。
    等而别之，得其人而教练焉，毕竟处州为第一，义乌次之，台、温又次之，绍兴又次之。他不在此科也。
    其操治处兵之法，在操其坚耐，而使之屡阵而不销其气。其操义乌之法，要破格恩威并称，必使其听节制，进退一如约束。不患其不强而患其不驯，不患其不胜而患其骄。其操台温之兵，又必加严一等。其操绍兴之兵，必须重令以劫其心，决令以立其信。操之能以短兵交刃，而后可用也。
    至于他处之兵，必洗涤其肠胃，尽去其故态，施不测异常之令，然后仅能及绍兴兵耳，不然吾不能也。如此，则无兵不可冲锋，无兵不可鏖斗，浙之强兵，不可胜用矣[36]。
    上述可出强兵的处州、绍兴、义乌和台州，均处于负山临海的浙东地区，这里正是秦汉之际东越人居地的腹心地带。戚继光因为能够根据不同地区兵源的特点，有针对性地采用不同方法来训练士兵，练兵效绩显著，麾下部伍竟以“戚家军”而“名闻天下”[37]。浙江兵如此骁勇善战，难怪戚继光从浙江来到北边蓟镇以后，首先想到要征调浙兵来协助防守了。
    三、浙江士兵的军事素质与作战能力
    戚继光征调浙兵，首先是想发挥浙兵善于使用火器的长处。当时，与塞外骑兵相比，明朝军队在武器和作战装备方面，最具优势的就是火器，所以明朝人说：“虏所最畏于中国者，火器也。”[38]因此，充分利用各种火器，以我之长，克敌之短，是戚继光在蓟镇作战的一项基本战术思想。这一战术方针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虏胡畏之，不敢近塞”[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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