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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火器空前发达，品类繁多。其中鸟铳，又称鸟嘴铳，或鸟嘴木铳，当时刚刚引入中国不久，是正在普及使用的轻型火器，作战效能最佳： 佛郎机子母炮、快抢、鸟嘴铳，皆出嘉靖间。鸟嘴铳最后出，而最猛利。以铜铁为管，木橐承之，中贮铅弹，所击人马洞穿。其点放之法，一如弩牙发机。两手握管，手不动，而药线已燃。其管背施雌雄二臬，以目对臬，以臬对所欲击之人，三相直而后发，拟人眉鼻，无不着者。捷于神枪，而准于快抢。火技至此而极[40]。 好的鸟铳，如果使用得当，能够发挥很大作用；若是技术低劣或是制作粗糙，却不但无益，反而不如弓箭等传统冷兵器： 鸟铳固优于矢，但铳精则胜于用矢。铳具不如式，习之不精，反不如矢，而让敌以长技矣。……火器尤为误事。或向天而打，或手向前放铳而头已回顾走路。或先将铅子衔口中，忙乱装铳，忘子在口，顺气咽入腹中。或忘入铅子，或先下铅子，而后入药。或子小口大，照打时铳口一低，铅子流出。或装毕而火绳落地，为湿气所灭。或持线自焚其药。十铳之中，仅有六七铳发出；六七之中，仅有二三中耳。此盖百战中面见熟试而知之也。难矣哉！是在为将者反其弊而严其教比以转移之也[41]。 那么，各地制作鸟铳的水平，以及南北士卒使用鸟铳的技能，究竟如何呢？戚继光有如下论述： 鸟铳一技，乃战虏长器。北人不习，北匠造亦不如法。此为南兵惯熟，尤不可已者。如得旧练南兵万数，先教成一营，以为师范，分发旧日彀中材官，以练北兵，功省而效倍矣[42]。 戚继光率兵在浙江抗倭时，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可以更生动地反映出浙兵惯于施放鸟铳的情况： 戚少保继光，初以征倭至江南，命士卒于山中习放鸟铳火鼠之属，适林莽中有群猴，见而窃效之。久之，猴之技胜于人矣。一日，倭大至，而戚兵少，度与战，必不利，乃匿勇壮于隐处，而以轻锐挑之佯北。先掷诸火器于山嶴内，倭之追者寻至。猴见髠跣横行，不类所习睹，疑为异兽将噬之，争燃火发炮，倭大骇狂奔，死者枕籍。伏兵四起，遂获全胜[43]。 猴子是否真的会这样熟练使用鸟铳，无从稽考，不过，既然传说连猴子都学得如此本领，浙兵使用鸟铳的精熟程度便可想而知了。蓟辽总督谭纶，同样重视火器在对付北方骑兵侵扰中的作用，以及南方士兵善于使用鸟铳的长处，而最早由谭纶请求调入的三千南兵，就是鸟铳手。他在奏疏中说： 中国长技，无如火器。欲练兵三万，必得鸟铳手三千人为冲锋，而勒习边人，非迟之一年不可。今防秋期迫，请选取浙兵三千人，以济一时之急[44]。 由于火器特别是鸟铳在战斗中的重要性，若是没有鸟铳手，明朝的守边军队已经无法形成阵容，所以不能不征调南兵以应急。 按照前引戚继光的说法，不仅北方兵士不善于使用鸟铳，北方工匠也不善于制作鸟铳。北方工匠制作技艺之差，就连京师制作的鸟铳也都粗恶不堪，嘉靖年间唐顺之在兵部郎中任上核查蓟镇兵籍时曾谈到： 往年京师亦尝造数百管，其炼铸既苦恶，而又无能用之者，是以遂为虚器[45]。 浙江的情况，则恰恰相反。不仅兵士娴于运用鸟铳作战，而且浙江工匠制作的鸟铳，在全国也最为精良[46]。所以，唐顺之向朝廷提出：“请令东南军门，取其精者数十管，而与善点放者数人至京师，陛下令大臣阅试之，使知有此器而不用，以保全虏人之腰领，其亦可惜也。”[47] 这种鸟铳制作工艺水平的差距，首先是基于明代手工业技术水准的地域差异。明朝嘉靖、万历间的官员张瀚，曾宦游南北各地四十馀载。他在经过实际观察对比后，概括指出： 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浙、直次之。[48] 可见包括浙江在内的东南地区，其工匠技艺的总体水平，要远远高于北方。在工匠普遍精于制作的基础上，还有一个重要的特殊历史因缘，促成了浙江鸟铳独步天下的局面。这就是鸟铳本来为日本制造的火器，“嘉靖间日本犯浙，倭奴被擒，得其器，遂使传造焉。”[49]因得地利之先，浙江成为全国最早获取并仿造、使用鸟铳的地方，鸟铳从此才在中国军队中逐渐流行。浙江的工匠由于最早接触并掌握了鸟铳的制作技术，所以其制作技艺，才会大大领先于其他地区，从而为浙江士兵得心应手地使用鸟铳，提供了最好的装备保障。 浙兵的另一作战优势，是善于步战。戚继光到蓟镇履任后，随即分析蓟镇防区的地理形势，拟订了针对不同地形区域的作战方式。他向朝廷上疏报告说： 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胜。蓟之地有三：平易交冲，内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险半易，近边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蓊翳，边外之形也。虏入平原，利于车战；虏入近边，利于骑战；虏在边外，利于步战。三者迭用，乃可制胜。边兵所习唯马，山战、谷战、林战之道，唯浙兵能之[50]。 浙兵擅长步战，是因为他们在浙东抗击倭寇时，主要是在山区步战，积累了丰富作战经验。对此，戚继光讲到：“臣昔在南方，倭俱巢重山叠险，密林深谷。而浙兵俯攻仰斗，无有不胜。此臣躬试，非臆说也。”[51]按照上述戚继光根据不同地形区域所筹划的三种作战方式，当然最好能够调入这些擅长山野步战的浙兵，来承担在险仄的边外山地作战的任务。 浙兵不仅擅长野外步战，同时还善于守城。戚继光云： 使其乘墙而守，亦唯浙兵而守可固。何则？南省邑城，高不逾丈，厚止数尺，复无墩堑偏坡之险，贼动以万数围之，且鸟铳发无不中，吕公车高逾于城，而以浙兵千人守之，累月不下。今边墙既高，临下复有偏坡，杂以品坑。使以浙兵守之，未有不固者[52]。 戚继光在浙江时虽以主动出击倭寇而“战功特盛”，但是调任北边后却能根据实际地理环境和军情的不同，断定“蓟边天险，所贵在守”，改而专主防守[53]。因而善于守城，甚至要比擅长边外山地野战更为重要。蓟镇长城敌台建成后，又增募一批浙兵，其作用就是“专为守台”[54]。 戚继光在其长城防守战术中，屡次提到要倚赖浙兵作为据守城垣的中坚力量： 窃计虏犯之时，臣必首率骁健，登坛拒敌。贼若先以步虏乘险而登，臣当其骑墙欲溃之际，即督南兵杀手数千名，仰而攻之，决期堵回[55]。 戚继光对于浙兵的守城作战能力，充满信心，以为依靠南兵必能逐出冒险登城的北虏，“只恐不得遇，不虑不得胜”[56]。事实上，首批南兵调入后，“黄崖、义院等口，屡被属夷侵犯，守墩南兵，每成堵回之功”[57]。可见，经过实战检验，浙兵已经成为戚继光守卫蓟镇长城一支重要的主力部队。 除了具体的作战技能足以弥补北兵的不足之外，浙兵严明的军纪，也对北地的戍卒产生了重要影响。 浙人虽有武勇的习俗传统，可是在明代抗倭战争初期，浙兵也并不堪驱之于战阵。前引《纪效新书》的记载，足以证明，不经过适宜的军事训练，特别是军纪训练，不可能组建起合格的有战斗力的军队。戚继光讲述其训练浙兵的经过云： 比年倭犯东南，浙兵军门于数千里之外，调四方兵以杀倭。浙人不堪为兵，即有之，辄糜于倭。 自某与今军门谭公昔守台州，共倡练浙兵，请以三年为期。赖总督不夺于方教之日，以别兵杀贼而需其成。至期具题请战，遂从此一无败挫。凡四方所调之兵，尽罢之。故某旌旗所至，悉此辈收功[58]。 经过戚继光等训练后，浙兵已经形成了遵守军纪、听从号令的习惯。而“燕、赵之士，虽多慷慨，然近者锐气尽矣”[59]。北边戍卒的风貌，是绝然不同的另一番景象： 军法久绝不行。各偏裨以至士卒，无事之时，尚皆谨慎，尊奉命令。有事之日，与对垒之时，明白欺玩，得躲便躲，得挨便挨。其应对之辞，放肆恣纵，无复名分。甚至刚愎抗傲，不用号令，自为一夥。或以刚恶跋扈，或以柔奸媚免，有何干系之足畏也。此套不能挽回，此心不能警换，便日日操、时时练，长枪大棒，坚军壮马，徒劳心力，徒费帑藏，亦何益于成败之算哉[60]！ 这样的边地戍卒，若“骤见军法，不无大骇”，加之燕、赵边地，“去京甚近，流言易生”[61]。所以，戚继光训练北兵，起初颇多顾忌，以为对于这些“木强”的边卒，若是卤莽地直接“律以军法”，必“将不堪”。为此，他特地请求“募浙人为一军，用倡勇敢”。蓟辽总督谭纶也说：“非募吴越习战卒万二千人杂教之，事必无成。”[62]即调集浙兵到蓟镇，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目的，就是让他们为北地边卒作出遵守军法的示范。戚继光的这种做法，确实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史称： 浙兵三千至，陈郊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动。边军大骇，自是始知军令[63]。 浙兵对于改良军纪的积极影响，可以提高原有北边士卒的整体战斗能力，其作用或许不在推广使用鸟铳的技能等战术能力之下。 除严格遵守军纪的实际行为对北兵产生了重要示范作用之外，这些浙兵还可以通过言论，影响北兵的观念。对此，戚继光也有所论述： 教练生兵，必用条约告示。兵，愚卒也，目不知书。而告示条约，不得人人尽习。即主将耳提面命，亦未必能信。唯此辈与之共伍中，日夕言之曰：吾主将昔在吾土，所以练吾者，疾病如何恤，甘苦如何同，钱粮如何得实惠；号令如何可信，战阵如何万全，赏如何而明，罚如何而严。人心转换，期年可格。比之耳提面命，加五倍，比之条约告示加十倍矣[64]！ 身教之外，再加以言传，使得北边戍卒很快接受了军纪观念，听命于戚继光的号令约束。 戚继光说兵卒为目不知书的愚人，这是就一般情形而言，其实不同地域的士兵，其文化素质，还是有所差别的。与北地戍卒相比，浙兵容易接受军纪军规亦即“条约告示”的约束，与其文化素质较高，从而易于理解上司意图也具有很大关系。戚继光对比两地士兵文化素质的差距说： 南兵南将，凡有条约，上下讲习，信而畏之。此间（案指蓟镇）将领而下，十无一二能辨鲁鱼。复有自己敕谕，不曾记得一字。如练兵条约，连坐保结，节制甚明，其戍边之吏士不识字者，固非得已，识字者且效白丁之习[65]。 差别如此明显，以治理南兵的办法来约束北方的士卒，骤然行之，既不可行，也不敢行，难怪戚继光需要借用南兵作为整顿部伍的阶梯了[66]。 四、浙兵外调的内在动因 从浙江调集而来的南兵，属于召募性质。而浙兵能够积极响应召募，也与当地的人口和经济地理状况具有很大关系。明代隆庆、万历间人于慎行，说当时天下人口，以江浙为最密[67]。地狭人众，生计艰难，便容易在生存的压力下，游移于外地，寻求出路： 绍兴、金华二郡，人多壮游在外。如山阴、会稽、余姚，生齿繁多，本处室庐田土，半不足供。其儇巧敏捷者，入都为胥办，自九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次者兴贩为商贾，故都门西南一隅，三邑人盖栉而比矣。东阳、义乌、永康、武义，万山之中，其人鸷悍飞扬，不乐畎亩，岛夷乱后，此数邑人多以白衣而至横玉挂印，次亦立致千金[68]。 其中会稽外移人口占全国游移人口总数比例之高，时人形容竟至“四方之中，会稽之民十得四五”的程度[69]。于慎行指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非越民好游，其地无所容也”。于慎行还明确指出，由于生计艰难，使得浙江人在全国最容易迁徙，若是召募人来开发京东农田水利，“越人之徙燕者，十人而九” [70]。谭纶和戚继光向朝廷请求召募并调入浙兵时，非常自信地说，假如朝廷同意，他们计划马上招徕一万两千人，这些浙人“召之可立至”[71]，就是因为浙人本来即普遍有外出谋生的习惯，不存在安土重迁的障碍[72]。 如前所述，调集浙兵到蓟镇，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用以培训原有北地戍卒。按照原定计划，在训练完成之后，这些浙兵应当遣散返回原籍[73]。最初提出调集南兵时，就有人担心这些来自南方的士兵，“用之不可北，散之不可南”，即作战时派不上用场，遣散时又滞留不去。针对这种疑虑，谭纶在拟议调兵时就提出：“教成之后，留之实边，可使从者半；散之归农，可立遣无遗。”[74]谭纶估计有一半南兵，愿意留在边地垦殖荒地。当时有一些人倡议在京东地区开垦水田，时人称之为“西北水利”，而垦殖水田，迫切需要招徕具有水田种植经验的南方农民，于是人们纷纷想到了蓟镇这些需要遣散的南兵。譬如于慎行讲到： 蓟镇新调南兵，未必尽解。或使流入胡中，为患滋大。不若发充三辅卫所，顶补清勾之缺，而于例外请优给之。即愿开垦水田者，从其自占。如此则京辅之地可实，水田之利可兴[75]。 大力倡导西北水利的徐贞明，更与一些官员做过具体筹划： 予曩上疏报罢，大司马谭公惜予言未行。公又自言，久历塞上，深知其必可行也。王开府寓书于予，肯身任其事。戚元戎欲检南兵之愿农者，唯开府是用。盖往时南人在塞上者少，今南人应募而至者成市。其方行募而未收，与募退而不愿还者，皆可驱之为农，即数千人顷刻而集也[76]。 调集南兵之前人们的顾虑，谭纶留居当地实边恳田的筹划，以及于慎行、徐贞明召募遣散南兵开垦水田的主张，凡此均说明迁徙到外地以谋取衣食，是浙人求取生存的一种比较普遍的需要和趋向。他们不仅愿意从军北上，而且只要生存条件允许，还愿意定居到包括北方在内的外地。应募从军北戍，不过是其大量外迁人口当中的一种特殊形式而已。 五、结语 隆庆以前，蓟门镇的边防，遇袭即屡屡溃败。戚继光履任后，局面顿然为之一改，史称： 自庚戌俺达犯京师，边防独重蓟。增兵益饷，骚动天下。复置昌平镇，设大将，与蓟相唇齿。犹时躏内地。总督王忬、杨选并坐失律诛。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率以罪去。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无事[7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