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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是相当晚近的事情。一般认为，大约要到上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的概念才为人普遍接受[1]。相比于古史领域一轮接一轮新旧相攻、激烈争辩的热闹场面，民国时期的近代史研究似乎就寂寞得多。三四十年代以降，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勃兴，中国近代史研究地位陡升，由附庸而蔚为大国，名家辈出，成绩斐然。自李鼎声以下，华岗、何干之、范文澜、胡绳等人的著述，实际成为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渊源。而今人言及研治近代史的民国学人，除唯物史观阵营的多位大将外，不过蒋廷黻、罗家伦、陈恭禄、郭廷以等寥寥数位。前两位被公认为近代史研究奠基性人物，引领风气之先，令人遗憾的是，后均转投政界，无暇著述。罗仅在方法论层面上作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一文，示人以研究“科学的近代史”之津梁，但开风气不为师[2]。为人所称道的蒋著《近代中国史》（后改名《中国近代史大纲》）初版于1938年，是他利用政治生涯空闲，在两个月时间内完成的，自定义不过是“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此后再无治学时间与精力完成更具分量的研究了。陈恭禄的学术生命延续至新中国建立后，但格于环境，创造力已不复当年。他后来出版的史料学著述内容大多沿袭早期讲义，而写作于1963年的“序言”中特别加入若干理论性话语，强调“历史是党性极强的社会科学”“史观统率史料是正确的看法”[3]。 比较特殊的是郭廷以。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驱人物，早年即与罗家伦、蒋廷黻诸先生相过从，由垂手从教而至相与论学，交谊久长[4]。其个人著述亦堪谓丰赡，自1928年起已创拟《近代中国史》十九册这一规模宏大的写作计划，并有意与罗、蒋就近代史“合撰一书”，以供一般阅读[5]。从30年代开始，陆续推出一系列以编年系事为特征的“日志”型著作。更为人知的是，他作为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擘画创建，养成人才，使得一个新兴学术机构迅速成长为海外近代史研究的重镇，乃至卓然而立、孕育出一享誉学界的“南港学派”[6]。余英时谈专门研究领域发展，以易卦之“既济”“未既”取譬，前者以“大师”（或其学说）为中心，较带封闭性，后者则以“学”为中心，更具开放性，郭廷以创办近史所便是后者的代表，“近史所的多元化发展和成绩斐然，饮水思源，不能不归功于创始者的胸襟器识”[7]。著名美国史学家魏裴德一度陷于无边无涯的汉学传统无力自拔，无法为自己的事业准确定位，他将重建自信的关键，归功于“郭廷以的开创性伟业的启迪”，亦即把近代史视作一个独立自存的研究领域，他得以勇于承认自己不是一个汉学家，而不过是“一个有着一定的概括能力、同时又有着东亚地区某些研究知识的中国近代史家”[8]。 纵观而论，郭廷以可谓中国近代史研究承上启下的人物。他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近代中国史纲》在香港出版后，即受到学术界和读者重视与欢迎，先后三版十三次印刷，80年代又在台湾刊行，目前在大陆也已有两个版本[9]。而人论及郭廷以的史学贡献，常常列举其多种以“史学日志”命名的著述。王尔敏归纳其师史学功力所在，“基本上是春秋家正宗学养，研治史事，重视年代学”[10]。综计其生平相关作品有《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二册（[南京]国立中央大学，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二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四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1985年）。此外《太平天国历法考订》（[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郭嵩焘先生年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0年）等书同样属于编年系事性质，也在其弟子归纳的“年代学著作”范畴内。可以说，“日志”体裁的写作几乎贯穿郭廷以学术生涯的始终，堪谓其人史学著述中最具特色的一种。那么，郭廷以撰写“史事日志”的缘起何在，这一史学体裁有何种价值和意义，它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史上又该做何定位？ 一、“史事日志”系列编纂始末郭廷以出生在河南舞阳一个小康的地主家庭。他是最早一批新式学堂的试验者，由初小而高小，在家乡读了十年书。1918年，郭廷以第一次走出家乡，考入开封第二中学。他喜欢看书，几乎所有商务新书都不放过，《新青年》《每周评论》上那些“很具刺激性”的言论更是前所未见，他敏感地意识到“思想界仿佛在动了”[11]。“五四”前后，郭廷以加入“开封学生联合会”，编辑学联周刊，并写了不少攻击安福系的文章，更因为领导学校风潮的缘故，不得不转学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12]。1923年，保送进入东南大学历史系。 南京对于郭廷以来说，是一片新的天地。新文化运动后学界分化，以东大为中心的学人群体与北大新文化派遥相对应，隐然有双峰并峙之势。郭廷以体会东大精神就是“不走极端-承受我国固有文化，并且拼命吸收西洋文化”。据其自述，附中时期深受两位老师的影响。一位是哲学教授刘经庶[13]，提倡科学训练，强调数学素质及工具书的运用。数学的训练有助于养成严谨实证的习惯，而重视工具书对他后来编撰“史事日志”一类索引性质的著作或有所启发。另一位是国文历史教授柳诒徵，是在史学方面最具代表性南高学派人物。柳当时讲授中国文化史，因材料问题不好解决，鸦片战争以降一段几乎无从讲起，授课主要参考日文著述，并要求学生对照《东华录》比读。这实际成为郭廷以接触近代史料的初步。他说：“初看茫无头绪，后来越看越有兴趣，从道光朝看到咸丰朝，再往前看看到乾隆朝，我另编出一套章节，很得柳先生赞许。”[14]郭廷以认为他的史学方法还得益于时为历史系主任的徐养秋[15]，“严格讲起来柳先生教我看书，徐先生教我方法”，而后者的治学特色恰在于强调综合、比较，富有宏观视野。他回忆说，徐师精通西洋历史及研究方法，中国学问也有根基，善于用中国的历史做例证来解释西洋的新史学方法，“教起来融会贯通，使人倾服”。 大约自大学二年级，郭廷以开始学做读书笔记。由于近代史研究留有大片空白，无从依傍，他就从最基础的史料工作入手，做编年整理，从而完成最初的史学训练。往后渐渐将札记范围扩充至记录时事方面，北洋军阀内战时期军事繁兴，郭廷以据能接触到的资料，随时记录内阁变迁、各省军队番号、驻防区变更、军官出身等等，并列出表格，这些工作成为“后来研究现代史的准备”，可见其已有保存当代史料的自觉[16]。 由东大最初两年，渐渐摸到研究门径，但真正引领郭廷以进入近代史研究天地的，还是罗家伦。在他大三时，罗被聘入东大历史系，郭回忆当时课堂情形：“由于罗先生名气大，讲话风趣，最初上课轰动一时，以风雨操场做教室，文科学生固然要听，其他科系学生也挤去听。”[17]罗家伦犀利的谈锋、崭新的观念，给他极大震撼，由此结下学术之缘。1927年郭廷以大学毕业，经罗家伦推荐，进入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工作。当时正值南军北伐，战争一发动后，郭廷以就以史家的敏感意识到这是一件“大事”，根据报刊逐日记“大事志”。他所在的政治部下属编史局，专门收集国民革命军军事史史料，他因此有条件写作“日志”，并拟议纲目、收集资料，为将来撰写国民革命军军史进行预备。郭廷以有过史料学的初步训练，在搜集现代史资料方面非常用心，据他自述：“当时我收集资料的范围很广，标语也加以收藏，并记载了某年某月在某地某个机构贴出来的标语，由此很可发现军政方面变化的迹象。”[18] 不久后，郭廷以转入中央党务学校编译部，一面担任编译工作，一面纂写民国大事志。在报刊以外，又参考大量图书资料，大事志范围渐渐前推，直至晚清时期，这样“把清末至最近的近代史大事写出一个大概，对研究近代史有了一个骨架了”。至1928年春天，完成《清季史事日志初稿》，这一简单扼要的大事志约有三百多页，由中央政治学校印行，他为这初步成绩“颇感愉快”[19]。1928年，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邀郭廷以北上协助行政，二人在清华又有一段共事经历。郭以历史系教员名义与罗合作讲授“中国近代史”，负责主讲“鸦片战争”“魏源的海防思想”“洋务运动”等题目，这是他从事近代史教学之始。1930年离开清华后，相继执教于河南大学、中央政治学校，至1932年应罗之聘，赴中央大学历史系任教，直至194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