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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难能可贵的是，原始资料的编年整理，不仅利己，而且利人。郭廷以在《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凡例”中言：“编者个人只求为他人作预备工作，期能节省具有才识德学之史家之精力时间，于愿已足。”[38]《中国近代史》“例言”亦声明如下：“本书编纂的目的，在能于史料之整辑排比方面，尽其相当力量，为后来史家做下若干预备工作。”堪谓长篇巨制的《近代中国史事日志》，除了以编年记事外，还特别附录了“总理衙门大臣表”“军机大臣表”“主要督抚表”“出使各国大臣表”等多张出处完备、制作精心的图表。正是这样一种“不计个人得失，求全面推进，不必功成在我”[39]的治学精神，使得上述著述在学术史上获得其永久的地位。 郭廷以常向学生灌输“勤于动笔”的观念：“如果你看到什么东西，觉得有意思，应该马上动笔把它记下来，或写下自己的感想，日积月累才会有东西。”这实际上出于他写作史事日志的经验之谈[40]。在他一手主持下，近史所藏大批外交、经济档案经分类编辑，陆续刊行，他鼓励学生“从档案中找专题自己进行研究”，要“勤于做卡片”。如果不是经过相当时期的史料整理训练，他是不放心让学生直接从事专题研究的[41]。近史所最早出版的一批分量十足的“专刊”，实际上可以说是档案编纂工作的副产品。郭廷以还“到处劝人写年谱”，他明确不主张急于写史观式的著作，“非常反对虚拟的、架空的、天马行空的史观”[42]。《郭嵩焘先生年谱》是他生平著述中唯一一部年谱，而这部作品实际是在蒋廷黻的提议和督促下完成的[43]。抗战初期，蒋在重庆就表示“我的两位同乡郭嵩焘和曾纪泽的传记，最值得撰写”，希望郭能身任其事。上世纪50年代，二人在纽约重逢，蒋又旧事重提，建议“不妨先抽空来写一部郭嵩焘年谱长编”。一直以来，郭对谱主也“同样钦敬，同具兴趣”，他与多位弟子合撰《年谱》，几经周折，最终在1971年出版[44]。当时蒋廷黻已辞世多年。一部年谱，由几代学人接力完成，也见证了近代史研究进步的一个侧面。 郭廷以的这一观念，对他一手创建的近史所治学风格有着深刻的影响。王尔敏归纳其师史学功力所在，正在以“年代学”来掌握历史转变关键。这被视作“郭夫子真传心法”“至精绝诣”，列其门墙者多具此特长，王自认为是“一个重要的传承弟子”，其他精于此学的同门还有陆宝千、王家俭、魏秀梅、李国祁、李恩涵等人[45]。李恩涵后来也总结说：“当时凡是遵照量宇师指示，肯下功夫的，如李国祁、王树槐、王尔敏、张玉法等人就有很好的专书著作；没有照他的方法去做的，在近史所待了三、四十年也写不出一本好书的大有人在。”[46]李国祁尽管对史事日志的做法是否源于“春秋家法”表示怀疑，但还是信服此法的效用：“郭先生在上课时提到那天在那个地点发生什么战役，经过如何，或是在那里发生何事，绝对不会错，如果不信，回去翻郭先生的史事日志或是其他参考书，绝对是完全正确。”他进而指出，郭廷以学问之所以如此扎实，“是得力于编大事记以及史料的缘故，再加上他的记忆力很强，读的东西又多”，而其中“作大事记的治史方法”影响尤大[47]。刘敬坤出自郭廷以在中央大学历史系所教的最后一班，也是他为数不多的留在大陆从事史学工作的学生之一。对于应在史料方面下的工夫，他在多年后有所反思：“很后悔没有照郭先生所说的去做，一直到后来我自己做研究，才发觉郭先生的路子是对的。”他承认在整个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圈子里，郭廷以是一个“奠基者”，不过遗憾地表示：“目前在大陆，有几个人走郭廷以的学术路线，但却不是郭先生教的。”[48] 注释： [1]张海鹏：《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载《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 [2]该文原作于1931年，后作为“引论”收入郭廷以撰《近代中国史》（第一册），[长沙]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九年初版。 [3]陈恭禄：《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原序，中华书局1982年版。 [4]说详拙文：《郭廷以与罗家伦、蒋廷黻的早期学术交往》，载[台湾]《传记文学》2011年7月号。 [5]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小记，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 [6]参看陈三井编：《走过忧患的岁月--近史所的故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 [7]张朋园：《郭廷以、费正清、韦慕庭--台湾与美国学术交流个案初探》余英时序，中研院近代史所1997年。 [8]魏裴德：《遨游史海：向导师郭廷以致敬》，载《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第578-579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 [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关于该书出版重印的说明，据格致版“出版说明”。 [10]王尔敏：《郭廷以先生与中国近代史之学术建树》，载《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第1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1][14][16][17][18][19][20][25][30]《郭廷以口述自传》第63-64、94、109、108、112、123、125、146、108、140-14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 [12]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南高，前身为三江师范学堂，1915年正式开校，1921年筹改为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 [13]刘经庶（1885-1923），字伯明，江苏南京人。早年赴美留学，获哲学博士。回国后应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哲学讲座教授，出任国文史地学部主任。 [15]徐养秋（1896-1972），字则陵，江苏金坛人。金陵大学毕业，赴美国攻读历史学和教育学，回国执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历史系主任。后改任教育科主任，从事教育科学实验，推行新学制。 [21]《王聿均先生访问记录》，载《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第16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 [22]《王尔敏先生访问记录》，载《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第173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 [23]1939年5月郭廷以在《近代中国史》第一册“例言”中说：“‘大事志’已全部完成，自十六世纪中西关系起，以迄于今，曾于中央大学油印，不久可望刊行。” [24]《张朋园先生访问记录》，载《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第260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 [26]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第一册，例言，第1页，[长沙]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九年初版。 [27][41]张朋园：《郭廷以、费正清、韦慕庭--台湾与美国学术交流个案初探》第108、106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 [28]《蒋廷黻回忆录》第132-135页，岳麓书社2003年版。 [29]李 敖：《蒋廷黻和他走的路》第8页，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 [31]例如《中国近代化的延误--兼论早期中英关系的性质》《近代西洋文化之输入及其认识》《从中外接触上论中国近代化问题》《晚清译书与西学》诸篇皆发表于1950-1952年的《大陆杂志》，收入郭廷以：《近代中国的变局》，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 [32][33]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编者说明”，第1、1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34]《王聿均先生访问记录》，载《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第15-16、22-23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 [35]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2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36]《王聿均先生访问记录》，载《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第15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 [37]王尔敏：《南港学派之史学宗风及其学术成就》，载《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第22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8]《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编者说明”也有类似的表述：“编者的衷心愿望是只求能给予读者以参考检查方便，节省专家学人的若干有用精力时间，这种吃力而不易讨好的笨功夫，已算不是完全白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