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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高翠莲，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1] 研究中华民族史的学者大都接受费孝通先生的这一观点。而具体来说，中华民族自觉是怎样出现的，自觉的最初形态如何，史学界尚未展开深入的研究。本文将通过对中华民族自觉初期的历史轨迹进行研究，探析中华民族自觉的最初形态，进而对中华民族自觉的原因、条件、独特性进行理解和分析。 一、“精英阶层”的种族自觉中国进入近代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中华民族传统的民族意识经历了惯性发展、发生变迁阶段，这一阶段亦可称为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过渡期。因为中华民族自在发展阶段非常之长，“文化至上主义”的传统民族意识和皇帝认同符号成为中华民族的“文明重负”。[2] 尽管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就面临西方民族国家的侵略，但传统的民族意识惯性发展，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下，中华民族通过对自身民族命运的思考，在痛苦与炼狱中，其意识才发生相应的变迁，但还没有发展成近代自觉意识，而是呈现出明显的从自在到自觉的过渡性特征，这在作者的另一篇论文中已有论述。[3] 中华民族的自觉是从甲午战争以后开始的。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遭到近代以来最强烈的刺激，产生了最深切的忧患：“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日不可以亡，数年以后，乡井不知谁氏之藩，眷属不知谁氏之奴，血肉不知谁氏之俎，魂魄不知谁氏之鬼。”[4] 天朝衰败的耻辱感、亡国灭种的危机感沉重地笼罩在中国人心头，引发了国人对民族过去、现状和未来的深刻反思。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阶层以群体形象出现在民族救亡第一线上。他们痛切地意识到：“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而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焉。”[5] 认识到“种与种”、“群与群”、“国与国”的对立与斗争，是对以往“族类”观的一次超越。以往，如果“族类”间发生冲突，传统的士子都是用文化来保护和扩大“族类”；而今，知识分子提出“保国保种保教”同时并举代替传统的“护圣翼教”的文化主义。虽然保教（卫道）、保国在中国古代族类冲突中也被提出过，但“保国”的古今涵义大异其趣，而“保种”的提出亦古来所无，可视为近代中华民族自觉的最初形态。 “保种”的提出是中国“精英阶层”世界观、价值观向近代转化的结果。在“天下体系”解体、中国国内“夷夏”界线逐渐淡化，而国家、民族界限意识尚未在中国人心中普遍确立的情况下，知识阶层一度将“种族”作为集团成员身份认同的标准。一来种族的概念可以借助传统的“种类”、“族类”概念来理解，二来种族的身份与“种界”是容易“辨”的，它具有某种自然属性。陈天华说：“这种族的感情，是从胎里带来的。对于自己种族的人，一定是相亲相爱，对于以外种族的人，一定是相残相杀。”[6] 严复也宣称“爱国之情根于种性”。[7]（p.110） 然而，由于种族发达程度不同，种族之间存在压迫、歧视，种族的兴衰变化，使种族之间变成竞争和对立关系，种界也变成动态界线。南学会会长皮锡瑞演讲道：“今红种黑种为白种翦灭殆尽。取其民，据其地，夺其生理。生理既失，种类遂微。数十年来，红种黑种之人日少一日，惟白种人独盛。”[8] 梁启超等人也深切地感受到，黄种、黑种等“绝种之祸，即在眉睫间耶”。[9] 欧洲白人对中国的不断侵略，产生了“黄白对立”，西方眼中的“黄祸”与中国眼中的“白祸”相对抗，这使中国人对种族竞争与进化理论深信不移，种族灭绝的幽灵传达了种族竞争进化的紧迫感。1895年，严复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强化成“生存竞争理论”，将进化描绘成“种与种争，群与群争”的恒久斗争过程。刚与中国大战一场的日本提出“大亚洲主义”，这一口号虽然暗藏着“不足为外人道”的阴险，但梁启超、黄遵宪等知识精英基于中日之间的“同文同种”的关系，还是构筑了中日之间虚幻的血肉相连感，以强化黄白对立。这时的“种族”意识不再是传统的“种族”，而是与“白种”、“西方”对立的“种族”，这种中国精英阶层中产生的种族身份意识与种界自觉是种族自觉的第一个层次。 在认同“黄种”的基础上，近代知识分子根据共同利害关系进一步确定“种”界。当梁启超发现日本的“大亚洲主义”乃是其“大陆政策”的烟幕后，反省道：保种到底是保“黄种”还是保“华种”？作为“黄种”的日本已经“勃然兴矣，岂待我保之”。[10] 显然，中国精英分子开始认为，作为黄种的日本与中国不是同一“种族”，不在中国“保种”范围内。所以中国人的种族的意识不等同race。那么中国人怎么确定种性与种界？严复把“保种”的种族界线归结为：“今之满、蒙、汉人，皆黄种也。由是言之，则中国者，遂（邃）古以还，固一种之所君，而未尝或沦于非类……然而至于至今之西洋，则与是断断乎不可同日而语矣。”[5]（P.170） 这些看法指出了中国境内的黄种与白人“不可同日而语”的区别。康有为把具有共同命运的中国人作为同一种族：“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之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中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救亡之法无他，只有发愤而已。若使吾上万万人皆发愤，洋人岂敢正视乎！”[11] 知耻学会创始人寿富（满族人）曾经说，中国四万万轩辕之胤（包括满族人）应耻于为牛为马于他族。[12] 于是在“黄白对立”之间，在黄种之中，梁启超更提出“中国人种”[13] 的范围，“中国人种”这一“种族”是知识精英在“黄白对立”、中日矛盾中产生的种族自觉的第二个层次。 那么“保种”的出路在哪里？知识分子认为，甲午战败的原因正在于传统的“族类”意识与文化结为一体，而不与“国”结为一体，导致“种类”缺乏群体凝聚力，认为保国是“肉食者谋之”的事。梁启超从国家制度的角度分析中国失败的原因：“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之自视亦如奴隶焉。彼奴隶者苟抗颜而干预主人之家事，主人必艴然而怒，非摈斥则谴责耳。故奴隶于主人之事，罕有关心者，非其性然也，势使之然也。”[14] 严复对中国民众“麻木不仁”的原因进行过分析：“中国之尊王者曰：‘天子富有四海，臣妾亿兆。’臣妾者，其文之故训犹奴虏也。夫如是则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设有战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夫驱奴虏以斗贵人，固何所往而不败？”[15] 这些反思针对传统的“种”与“国”关系的相对分离性，要求将“中国人种”意识与“国”结合，使“中国人种”成为“国之民”。 可见，残酷的现实和西方社会思想的启示使中华民族知识精英认识到群体凝聚力是“一种之所以强，一群之所以立”的原则。[16]（P.17） 严复把社会学译为“群学”，将“种族”的凝聚力与国家构建联系在一起。章炳麟把“群”的原则与种族的实力原则联系起来，认为种族的强大是与合群能力相一致的。他相信，“劣等的”黑色、棕色和红色之所以在黄种人之前被降服，是因为他们不能合群。另一方面，黄种人受白种人的控制，也是由于白种人“合群能力强”，而战胜了黄种人。[17] 严复引用荀子的话：“人之贵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16]（P.15） 只有“种族”具有国民资格，才能具有凝聚力，才能爱国保国。“神明之裔”、“高等的黄人种”[18] 的种族自豪感、被视作“劣等种族”的耻辱感都是种族意识和感情在不同境遇中的反映，这种自豪感和耻辱感都暗含着集体责任感，成为一种催化剂，调动爱国热情。蒋智由说：“我所谓爱国，爱吾祖宗之故国，惟爱之，故试欲新造之。”[19] 知识分子经常把“爱国爱种”或“国界种界”并置，并说“‘国’不仅是一种地理表达，还有着种族的蕴意”。[20] “保种”与爱国的政治自觉相结合才使中华民族自觉具有近代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