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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种建立民族国家的方法，两种民族认同的方式，在当时是对立的，但从长期的发展看，也是统一的，因为它们都是对传统国家模式的一种反动。两种民族认同的构建，一个是靠以种族为特征的民族认同来构建，一个是靠中华民族融合的客观历史来认同。前者反映了中华民族追求政治民主化的发展方向，但以种族构建民族共同体不符合中国民族发展进化和统一融合的历史传统。后者用中国人的感情与观念唤起国家统一的意识，疾呼：“种族革命必然引起国家分裂，至少可能分裂为汉、蒙、回、藏四国，分裂必然引起列强的瓜分而至亡国。”[7]（P.872） 政治上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这正是中华民族意识的矛盾与对立统一之处。 三、中华民族意识的初步自觉改良派和革命派的两种民族认同和民族国家建构的对立主要源于中华民族的多层结构和当时存在的多重民族矛盾的困扰。正像孙中山说的那样，中国“异种残之，外邦迫之”，“千年专制之毒不解”，“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须臾缓”。[30] 双重的民族主义任务需要双重的民族认同，即“小民族主义”认同和“大民族主义”认同。中华民族自觉的先驱者对双重民族压迫的紧迫性认识不一，也使中国人在双重民族意识之间充满挣扎。 革命派力图以汉民族为主体建立共和国。1903年，邹容在《革命军》中，提出推翻清朝，建立“中华共和国”，并以此为国名。孙中山在《民报》周年演讲时他多次使用“中华民国”一词，以中华民国为未来国号，一改民国以前“朝名屡变而国号虚悬”的历史。但孙中山和邹容都没有具体解释“中华”的含义。 改良派和立宪派根据“大民族主义”来构建新国家。杨度在1907年写《金铁主义说》，从历史上中国各民族的整体性立论，提出中国是“合汉、满、蒙、回、藏五族而为其人民”，“各地之内政，统于一政府是国内之事实也，各地之外交，统于一政府是国际之事实也。”[31]（P.280） “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但可合五为一，不可分一为五”，否则，“国亡矣”。 [31]（P.304） 此论一出，“国将亡矣”的忧患使革命派必须做出回应。杨度提出的民族体认的新标准也颇具说服力：民族标准应重文化而不应重血统。他认为：“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即此义以求之，则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别于地域，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31]（P.374） 满族由于接受中国文化而成为“中华”的一员，即便革命派以“中华”为国名，其范围必然应包括满族。通过“国民统一之策”，进行种族同化，将来“不仅国中久已无满、汉对待之名，亦已无蒙、回、藏之名词，但见数千年混合万种之中华民族，至彼时而益加伟大，益加发达而已矣”。[31]（P.369） 这样杨度给中华民族一个发展的视角和概念，对中华民族的范围和一体融合的趋势给予清楚的表达。他提出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形式应为君主立宪制，既可保留着中华各族人民对中国文化和皇帝认同的纽带，又可为中华民族向现代转变提供民主的政治认同符号。 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反对“排满革命”，指出西方的民族主义不适于作为中国建国学说：“夫以汉人视满，则满人为异族，以苗人视汉人，则汉人又为异族。使实行民族主义，在彼满人，固当驱逐，即我汉人，亦当返居帕米尔西境，以返中国于苗民，岂得谓中土统治权，当为汉人所独握。故知民族主义，乃不合公理之最甚者也。”[7]（P.916） 既是无政府主义者又是国粹派的代表人物刘师培、何震等曾坚决主张排满民族主义，后来也开始指斥民族主义为宗法时代之遗风。 以满、汉、回、蒙族为主的知识分子亦加入到推进中华民族融合的行列中。他们提倡“五族大同”而创《大同报》。他们根据日本学者的民族理论，认定中国人是“同民族异种族之国民”。[26] 革命派无法回避排满革命引起国家分裂的危险性，其对中华民族的体认不断发生变化。孙中山多次表示：“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32] 章太炎也改变了以往激烈的排满倾向，区别了满洲政府和满洲人民。对于双重民族矛盾的问题，章太炎说：“言种族革命，则满人为巨敌，而欧、美少轻，以异族之攘吾政府者，在彼不在此也。若就政治社会计之，则西人之祸吾族，其烈千万倍于满洲……然以利害相较，则革命军不得不姑示宽容，无使清人、白人协以谋我。”[33] 革命派的民族观正逐渐发生变化，与改良派趋于合一。 然而，梁启超、杨度等在主张中华民族一体认同的同时，一直不放弃以君主立宪或“开明专制”的政体形式建立统一国家。他们认为蒙、回、藏与满族是处于“宗法社会阶段之人”。“试问今蒙、回、藏人对于今日中国为何等观念乎？必也惟有一清朝大皇帝在其脑中，此外皆非彼之所知……欲保全领土，则不可不保全蒙、回、藏；欲保全蒙、回、藏，则不可不保全君主，君主既当保全，则立宪亦但可言君主立宪，而不可言民主立宪”。[31]（P.382） 他们主张通过君主立宪制，为各族共举国会议员，通用汉语，先“去其种族即国家之观念”，然后“去其君主即国家之观念，而后能为完全之国民，庶乎中国全体之人混化为一，尽成为中华民族，而无有痕迹、界限之可言”[31]（P.371） 但是立宪派主张建立的“中华民族-君主立宪政治共同体”在晚清政治发展中再度遭遇挫败。因为在清末立宪法运动中，清政府欲保持满族贵族特权、不愿真正实现立宪的用心昭然若揭，梁启超等丧失了对清廷的最后一线希望，推翻满族君主和君主专制政权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的选择，将中华民族统一体与君主立宪制政体的结合被历史否定，以中华民族统一体与民主共和结合成为历史的选择。革命派与立宪派关于中华民族“多”与“一”关系的争论以共同接受中华民族的统一性而告终。 综上，中华民族不断被列强侵略的命运和西方“种族进化”理论唤醒了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然而在中国传统的“种族”意识影响下，中华民族自觉的最初形态却从“种族”自觉开始。从体认黄种到体认“中国人种”而确立了种族范畴，实际上“中国人种”范畴就是现代中华民族范畴。但是，“中国人种”不是一个确定的范畴概念，中国人种一体意识也未在知识精英中普遍形成。对西方民族国家的理论和模式的探索使中国知识精英试图用民族概念来置换种族概念，从而把“中国人种”意识上升为民族意识。但是中华民族的多层次的特性无法套用“民族”紧身衣，加上晚清时期中国面临“双重民族矛盾”，民族精英对汉族一民族的体认与对中国多民族的体认尖锐对立，是建立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政体同样尖锐对立。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史和中华大一统传统、中华民族被列强侵略的共同命运，终于使中华民族精英率先产生了中华民族一体认同与自觉，并用中华民族概念来代替中国人种概念，才使中华民族自觉意识初步形成。中华民族自觉的曲折与艰难过程既说明了中华民族结构的独特性与复杂性及民族矛盾的多重性和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华民族一体认同的历史趋势和时代趋势。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3. [2] ［美］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郑大华、任菁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 高翠莲。近代中国各阶层民族意识的变化[A].民族史研究[C].2005，第六辑。 [4] 梁启超。南学会叙[C].梁启超全集[A].第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139. [5] 严复。原强[C].丁守和。中国近代启蒙思潮[A].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165-166. [6] 陈天华。陈天华集[A].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81. [7] 张枏，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A].第一卷？上册，北京：三联书局，1960. [8] 湘报类纂[Z].乙集，卷下，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