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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以为，以与清朝官方档案或相关笔记和文献记述不符，否定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检测方法得出的结论，是有待商榷的。姑且不谈宫中所藏光绪脉案、药方是否为光绪病情的真实记录，实际上一些学者用来证明光绪皇帝系正常病死的清朝官方公开或未公开的档案以及相关官员的笔记，也并非完全证明光绪皇帝是正常病逝，相反，比照这些资料，却暴露出光绪皇帝非正常死亡的蛛丝马迹。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清朝官方公开上谕中有关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病死的经过与宫中所藏脉案、《起居注》和相关官员日记所载明显存在龃龉。根据前述清朝官方公开上谕说法，光绪皇帝的病情在一年之前就趋恶化，到病逝前，“胸满胃逆腰痛腿软气壅咳喘诸症，环生迭起，日以增剧，阴阳俱亏，以致弥留不起”。而慈禧太后病逝系因光绪帝之丧“哀戚过甚”，“悲从中来，不能自克，以至病势增剧”，称慈禧太后在光绪大丧之前曾因“履进汤药调理，方期日就妥痊”。但清朝宫廷所藏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脉案和《起居注》，以及鹿传霖、许宝蘅和恽毓鼎等人的宫中入值日记则显示，慈禧病重并非清朝官方公开所说的那样在十月二十一日光绪皇帝病逝之后，事实是慈禧太后在十月十日大寿前后身体就出现严重不适，不时征召御医诊病，脉案上出现“小水发赤”、“消渴”等记载（37），并因此辍朝二日。恽毓鼎十二日日记云：“花农前辈恭阅宫门抄，两圣不御殿见枢臣。”十三日日记又云：“闻两圣仍未御殿，心甚忧虑，访于朝贵，知皇太后因腹泻而心绪拂逆，故辍常朝。”（38）许宝蘅在十四日的日记中亦云：“前二日两宫未御勤政殿，以太后感冒伤风。”（39）到阴历十月十四日，也即光绪皇帝病逝前七天，慈禧太后就已着手为自己准备后事了，令庆亲王奕助前往东陵，为她查验陵寝。恽毓鼎在该日的日记中记载道：“庆亲王见慈圣于榻前。既退，即兼程赴菩陀峪地宫。朝士惊惶，虑有非常之变。”（40）许宝蘅十五日日记中也有“庆邸昨日请训赴东陵查看普陀峪工程，今日起程”的记载。（41）而光绪皇帝虽然长期体弱，患有各种慢性病，但至少在他病逝前的十多天，光绪皇帝的身体状况要好于慈禧太后，正常参与了一些朝政活动，并曾数日未用药。根据宫中《起居注》记载，光绪皇帝于十月初六日于宫中接见达赖喇嘛；初九至十一连续三天参加了慈禧太后的祝寿活动。对此，许宝蘅、恽毓鼎等人的宫中入值日记也有记载，如许在十月十日的日记中云：“五时入值，以皇太后万寿圣节百官入贺，故西苑门启稍早……八时两宫御勤政殿，仍照常召见军机，赐六大臣念珠各一串。”（42）总之，仔细研究清朝宫廷所藏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脉案和《起居注》，以及鹿传霖、许宝蘅和恽毓鼎等人的宫中入值日记等权威资料的记载，光绪皇帝最后十多天病情急剧恶化系在慈禧太后病重之后。（43） 清朝官方公开上谕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病情上采取两种迥然不同态度，对前者的病情大肆渲染，惟恐天下不知，对后者的病情则多加隐瞒，甚至说谎，这不能不令人生疑--谎言和隐瞒真相的背后常常隐藏着不可告人的阴谋！事实上，这也是当时国外一些舆论和后来人们对光绪死因表示怀疑的一个重要原因。应该说，这种怀疑不是没有理由的。最近，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重大学术研究专项课题组通过科学检测方法，得出光绪皇帝“系砒霜中毒死亡”的结论，只是再次应验了谎言与阴谋共生的一般规律。 并且，值得指出的是，当时清朝宫廷内部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不存在谋害光绪皇帝的犯罪动机。尽管光绪皇帝当时是一个毫无实权的体弱多病的傀儡皇帝，但一旦年过七旬的慈禧太后率先撒手人寰，光绪皇帝重新当政，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皇权高于一切的君主专制制度之下，光绪皇帝的政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官僚必将面临灭顶之灾。事实上，早在皇帝、太后死亡之前四年，就有清朝官员预见到朝廷中的后党势力为求自保，必会在太后病逝之前加害光绪皇帝。1904年5月，日俄战争爆发后，外间多有太后病危传言，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就此询问外务部侍郎伍廷芳：太后驾崩后，皇上命运会如何？伍廷芳则婉转地向内田表示，太后驾崩便是皇上身上祸起之时，指出“今围绕皇太后之宫廷大臣，及监官等俱知太后驾崩即其终之时。于太后驾崩时，当会虑及自身安全而谋害皇上。”（44）同样，美国国务院远东处在当时写给罗斯福总统有关光绪之死的分析报告中，也正是根据甲午战争以来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帝党和后党的矛盾，认为光绪皇帝存在被后党官僚如袁世凯等人谋害的可能性。1909年，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在书中谈到袁世凯与光绪帝的关系时，虽然没有认为袁世凯害死光绪帝，但针对袁遭摄政王载沣罢黜回籍的结果，他明确指出如慈禧太后先光绪帝而死，袁必会有更加严重的后果，写道：“今光绪与西太后先后宾天，袁世凯已属大幸。设西太后先光绪帝而死，袁之不测风云，恐尚不止于此。此固专制政体下之大臣，应有之危险也。”（45）一言以敝之，鉴于专制制度下君主的无上权力，以及清朝中央统治集团内部后党官僚与帝党官僚长期交恶的历史，当时清朝宫中和府中都有在慈禧太后病逝之前谋害光绪皇帝的强烈犯罪动机。诚若黄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分析所说：“德宗正坐西后暴病，遂益趣其先死，此则纯为累年之利害与恩怨，宫中府中，皆必须先死德宗也。”（46） 有关谋害光绪皇帝的凶手，私家记载和各种野史有各种不同说法。陪侍光绪的起居注官恽毓鼎在民国二年正月十七日所写的日记中，直言光绪皇帝为慈禧太后谋害，写道：“害先帝，立幼主，授载沣以重器，其祸实归于孝钦也。”（47）曾在宫中生活多年、陪侍慈禧太后的德龄认为光绪皇帝系在慈禧的的默许下，被清宫大太监李莲英谋害，她在《瀛台泣血记》一书中写道：“万恶的李莲英眼看太后的寿命已经不久，自己的靠山快要发生问题了，便暗自着急起来。他想，与其待光绪掌了权来和自己算账，不如还让自己先下手的好。经过几度的筹思，他的毒计便决定了……那时只有一个人是可以救他的，那就是太后，可惜太后到底不曾出来干涉。于是她就在无形中帮助李莲英达到了目的。”（48）末代皇帝溥仪则怀疑光绪为袁世凯谋害，他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写道：“我还听见一个叫李长安的老太监说起光绪之死的疑案。照他说，光绪在死的前一天还是好好的，只是因为用了一剂药就坏了。后来才知道这剂药是袁世凯使人送来的。”（49）清末士人胡思敬则谓光绪系被庆亲王奕劻谋害，他在记述晚清掌故逸事的《国闻备乘》中写道：“陆润庠尝入内请脉，出，语人曰：‘皇上本无病，即有病亦肝郁尔，意稍顺，当自愈，药何力焉’。迨奕劻荐商部郎中力钧入宫，进利济，遂泄泻不止。次日，钧再入视，上怒目视之，不敢言。钧惧，遂托疾不往。谓恐他日加以大逆之名，卖己以谢天下也。当孝钦临危定策时，德宗尚在，而大臣不以为非。既立今上，称双祧，次日又诏各省疆臣保荐名医，其矛盾可笑如是。”（50） 笔者以为，以上诸说并不矛盾，参与害死光绪皇帝的不可能只有一人，应是一小撮能够进出宫中的后党官宦共同参与：元凶为慈禧太后；奕劻、袁世凯、李莲英等人很可能都为共犯，或为直接参与者，或为知情者。慈禧是一位残忍的嗜权如命的女人，自她1860年发动北京政变、垂帘听政以来，宫中即疑案不断。1874年同治皇帝暴死后，她不但气死22岁的嘉顺皇后，而且为达到继续垂帘听政的目的，不顾清代建储家法及朝野的反对，强行改立她的亲外甥、醇亲王奕譞之子年仅4岁的载湉继任皇位。七年后（1881），也即光绪七年，慈安太后又暴死钟粹宫，慈禧太后更加独揽朝政，于光绪十年三月便以因循贻误，将妨碍她权力的恭亲王奕罢免，令其家居养疾。光绪十三年（1887）光绪皇帝虽然开始亲政，但慈禧又强行把自己亲弟弟桂祥的女儿指配给光绪皇帝做皇后，一直继续干预朝政。待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她便发动戊戌政变，将争取独立自主的光绪皇帝囚禁瀛台，再度垂帘听政，并开始有废立和弑杀光绪之意。是月十日，慈禧太后在再度训政后四天，便以光绪名义发布上谕，征召良医，向全国散布光绪患病消息，称：“朕躬自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著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其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毋稍延缓。”（51）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慈禧太后就将废立阴谋付诸行动，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上谕，声称“朕痼疾在躬，艰于诞育，以致穆宗毅皇帝嗣续无人，统系所关，至为重大”，因此，恳请慈禧封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大阿哥），继承穆宗毅皇帝（同治）为子，“以绵统绪”。（52）此一阴谋只是因中外联合抵制，未能如愿实行。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残忍的慈禧太后又在逃离京城之前，令将光绪皇帝喜欢的珍妃投于井中毙命。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日，慈禧太后于寿辰之日，再次流露杀机，当光绪前往她的住处探病与请安时，她拒绝皇帝叩见，竟然下达懿旨，宣布“皇帝卧病在床，免率百官行礼”。对于有人传言光绪帝对她得病幸灾乐祸，慈禧太后发下毒誓：“我不能先尔死”。（53）总之，据清朝官方公开上谕和相关官员宫中入值日记及各种野史、笔记所载，慈禧太后这位实际统治中国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无冕“女皇”，在她撒手人寰的最后一刻仍然牢牢掌握着百官的生杀予夺大权，光绪去世前后的有关权力安排都系遵照她的懿旨进行。 鉴于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长期积怨，以及慈禧的毒辣和她在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过程中确立的绝对威权，慈禧无疑是最有可能下令毒死光绪的幕后元凶，其他与光绪有隙的后党官宦在慈禧太后的绝对淫威之下，似尚无擅自毒死光绪皇帝的胆量。正如戴逸先生在《论光绪之死》一文中所说：“以当时的条件、环境而论，如果没有慈禧太后的主使、授意，谁也不敢、不能下手杀害光绪。”（54）当然，作为年过七旬的无冕“女皇”，慈禧本人不会亲自动手杀害光绪皇帝，必然是授意、或暗示、或默许庆亲王、军机大臣袁世凯，以及太监李莲英等人，具体加以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