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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学勤（1933-），男，北京市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古文字学和文献学研究。 中国有着总结学术发展的悠久和优良传统，向上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业已经历了从原始时期到夏、商、西周三代之变。对于错综复杂的远古文化，孔子从学术史的角度将其归结为“六经”。《庄子·天运篇》云：“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孔子对于“六经”虽然做的主要是学术综合的工作，即“述而不作”，但这一开创性的学术总结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钱穆先生在《国学概论》中说：“中国学术具最大权威者凡二：一曰孔子；一曰‘六经’。孔子者，中国学术史上人格最高之标准，而‘六经’则中国学术史上著述最高之标准也。”[1]（P2） 春秋战国时期，学派蜂起，百家争鸣，学术文化得到了空前繁荣发展。但由于后来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经籍百家遭到严禁，致使学术为之一变。汉惠帝时，下令废除《挟书律》，百家思想重新活跃起来，学术为此又起一变。在中国学术史研究方面，汉初有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西汉末期有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别录》，东汉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学术史研究从此绵延不绝，各个朝代官修或私修史书，一般都有总结前代学术的专门章节，或曰《艺文志》，或曰《经籍志》，目的都是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一但是，由于秦代毁灭性的焚书，致使中国大量的古代书籍严重失传，以至后代出现了一些所谓续作的“伪书”，而且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传世的书面文献在流传过程中，总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歪曲和变化。对此，历代学者不断对某些“伪书”进行甄别和审查，其工作具有一定的价值。然而，从清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现了风靡一时的“疑古思潮”。崔述运用司马迁“考信于六艺”的方法，以经书中的某些记载驳斥诸子百家中所载之古史，写作了《考信录》，认为后世所传的古史大半是战国诸子所假造的，主张中国的信史应始于唐、虞时代。到了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连经书也不信了。认为“六经”是孔子为托古改制所作，孔子不是“六经”的整理者而成了其作者，这就把孔子之前的远古文化大都抹杀了。 实际上，这种疑古思潮不单出现在中国，在同一时期的日本和欧洲，也有人对中国的古史表示怀疑，他们的见解对中国学者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如日本的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曾经名噪一时。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疑古之风愈来愈盛，胡适先生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以“上古史不可靠”为由，丢开唐、虞、夏、商，仅从《诗》三百篇讲起。顾颉刚先生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古史辨派”，提出“层累造成”的古史观，认为中国古代有关伏羲、神农、炎帝、黄帝、尧、舜、禹、汤等传说，时代出现得越晚，内容就越丰富，认为中国人对古代的看法是历代人不断地造伪的结果。 从当时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实际来考察，疑古思潮具有积极和进步的意义。从中国思想史角度看，疑古思潮的兴起同后来的“打倒孔家店”紧密相联，对于挣脱儒学束缚、打倒经学偶像发挥了重要作用，故从促进国人冲破封建思想的罗网方面来看，疑古思潮在思想史上具有进步的意义。从学术史角度看，疑古派的初衷是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古史，严格审查记载古史的文献，这对于那些认为古代传下来的经书是万古不变的教条、坚持古代是黄金时代的历史观，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解放思想，促进学术正常发展的积极作用。但是，客观地说，疑古思潮也有着严重的问题和缺陷，由于他们的辨伪工作做过了头，把许多古代文献的史料价值全部否定了，以致造成了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空白。在当时的疑古思潮中，曾出现一种极端的说法，即“东周以上无史”论。中国原有的五千年历史文化，一下子减少了一半，从而否定了中国上古文明史。 在1992年的一次学术座谈发言中，我提出要“走出疑古时代”。这个提法给我带来很大麻烦，一些学者对我产生了许多误解。按照顾颉刚先生的说法，“古史辨”实际上就是古书辨。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是通过古书来了解古史。如果说很多古书都不可信或不属于那个时代，古史的可信度则要大打折扣。当时，通过考古出土了许多竹简、帛书等古代文献资料，新的考古发现使一些受到质疑的古典文献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本来面貌，人们逐渐认识到古代并非不可认识，古代文献和传说中具有很多可信的因素。这样便自然地超出了过去的“疑古时代”。 在历史研究中，任何材料都要经过研究者的审核、分析与判断，要疑古，你得把发掘出来的材料研究清楚后再说话，不疑古，你也得把发掘出来的材料研究清楚了再说话。总之，对中国古史和历史传说、对“三皇五帝”疑与不疑、信与不信其实都没有关系，关键是拿出证据来。1920年代，顾颉刚疑古，李济、徐旭生等先生就去找地下的材料。疑古没错，疑得对不对，需要同出土材料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之后才能作出判断。当年，傅斯年先生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顾颉刚先生也说，“我们知道学问应以实物为对象，书本不过是实物的记录”[2]。这些都是非常正确的意见。尤其是当今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中国古代遗存和史前遗存，对于古书、古史信与不信、伪与不伪，最终都要通过分析当前以及今后陆续出土的实物和文献为证。 二1925年，王国维先生发表《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一文，提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并分析了当时四大发现对中国古史研究发展的贡献。第一，1898年甲骨文的发现和随后的研究，改变了人们对古代特别是商代的看法，打破了以前的“东周以上无历史”的观念；第二，西域木简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汉晋历史的根本认识；第三，敦煌文书的发现，扭转了人们对经书和唐史的许多观点；第四，清代内阁大库三千多麻袋档案被罗振玉成功抢救，为人们的明清史研究提供了新资料。上述四大发现为中国学术史的发展带来重大改观。 20世纪是中国考古大发现的世纪，其学术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考古发现改变了传统的学术研究方法。由考古发现带来的启示，王国维先生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3]（P33）在此之前，无论是宋学还是汉学，都是以文献来论证文献。但由于文献的可信性难以得到保证，这种方法实际上是有缺陷的。例如，先秦书面文献的撰写和传播过程非常复杂，从远古时代人们的口耳相传，到书写到竹帛之上，其中肯定会有某些走样的地方。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纷纷援引古史传说，为其政治主张寻找理论依据，为此，人为地改造古史的状况在所难免。而秦始皇焚书坑儒，先秦古籍遭到巨大的人为破坏，到汉魏以降，还有所谓“五厄”、“十厄”之说。因此，研究先秦历史文化，仅仅采用书面文献，显然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