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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可使一些古籍的属性和成书时代得到大致的确认。比如，过去多数学者认为黄老学派讲的是隐士思想和清静无为等，但马王堆出土的帛书《黄帝书》，一看就是黄老学说，其思想却完全不是隐退的，而是进取的，甚至还有关于战争的论述。这样再去看战国时期有关黄老的文献，就会发现确实如此。 再比如，1956年信阳长台关1号出土的一批竹简，因内有“先王”、“三代”、“周公”等词，儒家气息比较浓厚，所以起初以为是儒家作品。“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山大学的几位学者指出，竹简的内容与《太平御览》所引《墨子》逸文相同。再经查对，传本《墨子》书里也有“三代”、“先王”、“周公”等词。因此，推断长台关这组简是《墨子》佚篇。其中，有申徒狄与周公的对话，周公不是周公旦，而是西周君，因为申徒狄是战国时人。这个《墨子》佚篇的发现的确很重要。长台关这座墓属于战国中期，《墨子》佚篇的内容与传本《墨子》中的《贵义》、《公孟》等篇相似，而《贵义》、《公孟》以前被认为是很晚的作品。现据《墨子》佚篇可知，其写作的时间并不晚，至少在战国中期就出现了。大家知道，墨子的卒年已经到周安王时，即战国中期之初。墨子到过楚国，见过楚惠王，因此这个地方流行墨家作品是很自然的。也就是说，过去我们认为《墨子》书中很晚的一些篇章，实际上并不晚，可能为墨子下一、二代人所撰写。这一点对于我们研究《墨子》具有重要的意义。 还有《墨子》最后面的《城守》各篇，我们拿它与秦简一对照，便知确实是秦人的手笔，所以一定是墨学传到秦国之后，在那个地方作的。特别是篇中有的地方称“王”，有的地方还称“公”。可见后者应该是秦还没有称王，即在秦惠文王称王以前。这如上述佚篇的年代相差不远。因此，我们对《墨子》各篇年代的估计就有重新考虑的必要。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如《尚书·洪范》、《易传》、《老子》、《鹗冠子》等书篇的成书年代，均可由新出土简帛的相关内容作出重新思考。 第三，可使许多学术著作的价值得到新的、进一步的认识。比如，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的问世，使《易》学史中的许多内容需重新考虑。双古堆竹简《诗经》的出现、关于《诗》的传流也提出了新的问题。上海博物馆竹简中的《诗论》，多有孔子对《诗》的论述，更值得注意。马王堆帛书《黄帝书》、《老子》，使人们对所谓黄老之学有了全新的认识。银雀山简吴、齐二《孙子》与《尉缭子》、《六韬》等等，为兵家研究开辟了新境界。与此有关的，还有张家山简《盖庐》等。简帛中兵、阴阳家的作品很多，均系以往所未见。《汉志》中数术家书众多，但久已无存，简帛书籍中的这一类书填补了这项缺憾。方技类书对探讨中医药史极有价值，已经引起了医学界的普遍重视。这些上文已经说过了。 第四，可对古代时期的学术源流作出新的判断。例如，关于汉初风行一时的黄老道学的渊源问题。过去的学者多以为其源于齐学，有人认为与齐稷下一些学者有关。现在由于马王堆帛书的发现，得知汉初黄老道家的渊源在楚地，齐地的道家非其主源。马王堆帛书中的黄老典籍中，与《老子》并行的有《黄帝书》，其思想内容和风格近于《国语·越语》、《文子》、《鹖冠子》等书。这些都是南方的作品，代表了南方道家一派的传统。《老子》的作者是楚国苦县人，早见于《史记》。但所谓“黄老”的内容是什么，有什么地方特色，前人很难说清。现在通过对这些帛书的研究，可以知其大要。《史记》、《汉书》所述学术传流多侧重于北方，对南方楚地的文化史涉及较少。楚地黄老简帛的发现，正好可以弥补了这一缺环。 黄老之学在战国中晚期具有相当大的势力。在几个诸侯国握有实权的法家人物多学习黄老，如韩国的申不害和韩非、齐稷下的赵人慎到等，都以其学归于黄老。汉代窦太后好黄老之术，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仍把黄老列为首位。通过对楚帛书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楚文化与黄老思想的联系，这或许会成为打开中国学术发展史中许多疑谜的重要钥匙。 第五，可以重新为战国时期某一诸侯国进行学术史定位。比如楚国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地位问题。迄今为止，以书籍为主要内容的随葬竹简，已经发现了好几批，最早的如信阳长台关简，后来的慈利石板村简、荆门郭店简、上海博物馆简，加上现在正在整理研究的清华简，其内涵之丰富，远远超出了我们以前的想象。这些简都出于战国楚墓，当然是由于当地埋葬制度和地下条件特殊的原因，但也充分说明了楚国学术文化所达到的高度。以往的历代学者，常视楚国为蛮夷之地，似乎没有多少文教可言。其实，这不过是一种偏见。重新考虑中国古代学术的地理分布，有关的材料和研究条件已经逐步趋于成熟，把现有的这几批简综合起来，结合传世文献研究的成果，写一部战国时期楚国的学术史，肯定会别开生面。 出土的简帛佚籍对学术史研究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这些发现本身。比如，简帛《周易》肯定对研究《周易》有意义，简帛《老子》对研究老子很有用，简帛《孙子》对研究孙子具有学术价值。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出土简帛佚籍所显示的当时学术面貌，同我们过去的估计存有较大差异，这便向我们今天的学术史研究提出了大问题。而且，从先秦到汉初是中国文化经典形成的时代，因此，这一时代典籍文献的新发现不仅会影响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而且直接影响到此后甚至中国整个学术史的研究。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些简帛佚籍出土，证明我们今天的学术史很有改写的必要。 在中国的历史上，新学问的产生都源于新发现，“重写学术史”正是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而提出来的。现在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大发现和新发现的时代，面对这些更新、更多、更重要的历史典籍的出土，中国古代学术史定会得到重新书写，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定会出现新的繁荣局面 参考文献： [1]钱穆。 国学概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顾颉刚。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缘起[J].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第1卷第1期，1927年1月。 [3]王国维文集：第4卷[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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