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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些埋藏于地下历史材料，均为当时历史文化的如实记录，并因长年沉眠地下而未遭到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与改变。如有幸出土面世则能保存原有的风貌。因此，以地下出土材料印证地上书面文献，一来可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二来可以“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三来可以证明那些即使被司马迁斥为“不雅驯”的如《山海经》等古籍，“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在“二重证据法”之后，有学者还又提出了“三重证据法”，即地下出土材料细分为有字与无字的两类。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等有字的一类，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将其与书面文献互相对照和印证，便可以解决许多学术问题。王国维先生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便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而遗址、墓葬、建筑、服饰等无字的出土材料，也可以用来印证古书。 “二重证据法”一经提出，便对学术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许多学者运用这一研究方法撰写出版了经典性的学术专著。如董作宾的《五等爵在殷商》（1925年）、陈梦家的《商周之天神观念》（1925年）、郭沫若的《卜辞中之古代社会》（1930年）、周传儒的《甲骨文字与殷商制度》（1934年）、吴其昌的《甲骨金文中所见的商代农稼情况》（1937年）等。1970年代以来，随着考古材料的大量出土，二重证据法在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更是成就明显，对中国学术研究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考古发现改变了中国古史研究的基本面貌。中华文明作为人类世界著名的远古文明之一，具有独立起源、历史悠久、绵延不绝等显著特点。但在此前的中华古代文明研究中，由于资料的缺乏和观念的束缚，一方面研究的视野难以放开，另一方面研究的成果相对匮乏，少有的研究论著或者显得较为狭隘，或者存在许多片面之处。而20世纪考古发掘所取得的一系列新发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中华文明的传统认识，新发现的出土材料为研究者提供了许多具有深远意义的研究课题，逐步改变了中国古史研究的基本面貌。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安阳殷墟的发掘及此前的甲骨文发现，不仅使商后期的历史文化建立在坚实的出土材料基础之上，还使人们认识到，司马迁《史记·殷本纪》所载商代历史大致可信。由此而论，《夏本纪》所载夏代历史亦有可能真实。（2）郑州商城、堰师商城、郑州小双桥遗址、邢台东先贤遗址、安阳三家庄遗址的相继发现，使文献所载商前期都城地址大致有了着落，可以大致勾画出商前期的历史概貌。（3）豫西偃师二里头遗址与晋南夏县东下冯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使人们对夏文化有了一定的认识。（4）豫西登封王城岗遗址、禹县瓦店遗址的发现，使人们对夏文化的认识有可能一直追溯到夏初的禹、启时代。（5）龙山时代各种文化的发现，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大致相当。（6）由龙山时代文化上溯，可以探寻中华文明的源头。 而在中原地区之外，考古工作者也发现了一系列的古文化遗址，这些考古发现使人们认识到，过去所谓“中原文明中心论”需要加以彻底改变，中华古文明是多源并起、相互促进的，由此也改变了长期以来形成的中国古史研究的旧有面貌。 第三，考古发现深化了人们对中华文明特点的认识与把握。中国古代宇宙论包含了一系列基本概念，如道、阴阳、四时、五行、八卦、三才（天、地、人）、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等，并形成了相当复杂的理论系统。一些现代学者经研究认为，这一理论系统最后定型的时间比较晚，但作为这一理论系统组成部分的若干基本概念，它们出现的时间可能要早得多。在西周或者更早的商代，有些概念便已经存在了，并构成了宇宙论的雏形。1940年代，胡厚宣先生在甲骨文中找到《尧典》中所记载的四方、四风的名称。这一发现证明，《尧典》的记载具有远古的依据。至少在商代晚期，将一年划分为四时，并以四时同四方相结合的宇宙论已经普遍流行。而西水坡龙虎图象、良渚文化中的玉璧、玉琮，凌家滩玉版等告诉我们，中国古代宇宙论萌芽的时间可能更早一些。这些考古发现都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古文明特点的了解和认识。 三1970年代以来，大批简帛书籍的陆续出土，为丰富和重写中国古代学术史提供了资料及条件。1992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我在发言中曾谈到“重写学术史”。此后，在1999年的一篇文章中进一步提出：“大量简帛佚籍的出现，证明中国古代学术史必须重写”。2001年我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书名就叫《重写学术史》。我认为，大量简帛佚籍的出土，促使我们对中国古代学术史进行重新思考、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两次简帛大发现，一次是西汉的“孔壁中经”，一次是西晋的“汲冢竹书”，两者在中国学术史上都产生了深远影响。1940年代以来，中国各地陆续出土了一批又一批简帛佚籍，足以与前二者相媲美。 这些简帛佚籍的出现，对于促进中国学术史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这些新发现简帛佚籍大部分都是我们未曾看到过的古书，据此可以帮助研究者了解和认识当时的学术状况。比如，数术和方技是古代十分重要的典籍。在《汉书·艺文志》中，数术、方技各占一类，数量很大。如数术类有190家、2528卷，但目前传世的仅有一部《山海经》。近年来发现的简帛佚籍中有许多部分为数术和方技，今天我们所讲的“科学”，中国古代时归属在方技和数术之中，我们今天开展中国科学史研究，肯定不能忽视这些重要的历史资料。这些新近出土的简帛佚籍，给了我们一个难得的重新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机会，而当前这种有利的研究条件也是前所未有的。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可使一些古书的可信性得到基本认可。战国以来的竹简帛书，大多数都是前所未有的佚书，这等于为我们打开了一个丰富的地下图书馆，使我们对古书的形成和传流过程有了一个更为深刻、全面的认识。过去人们不大知道古书是怎样形成和流传的，发现这些简牍帛书以后，方才得知古书的形成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和纸、印刷术发明以后的情况完全不同。古书的学术传播，主要是通过师传和口述，失传和作伪均不足为怪，但这也为通过出土简帛对古书进行鉴定提供了机会，因为这些当时的原本书籍就是鉴别的依据。比如过去的疑古派，包括日本的学者都认为没有《孙膑兵法》，《孙膑兵法》只是《孙子兵法》的误解，从而将它彻底否定。但在1970年代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中，《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一起被发掘了出来，还原了这部著名兵书应有的学术史地位。 再比如，1973年在河北定县八角廊发现的竹简本《文子》，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今本《文子》，前人多指为伪书，以为与《汉书·艺文志》所述不合，系后代赝鼎。我们最初观察竹简，见《文子》多记平王（楚平三）与文子问答，同于《汉志》，似乎更足证今本之伪。后经仔细查对，才知道今本是把平王问文子改成了文子问老子，其他尚沿简本之旧。因此，今本《文子》至少有一部分还是真书，过去全加否定，实在是冤枉了。用新的眼光重新审查古籍，会使我们对古代学术史研究的凭借更为丰富和广泛。 此外，通过出土简帛佚籍，我们不仅可以为某些古书证真，还可以为某些古书证伪。比如，东晋时开始出现的伪古文《尚书》，经过宋、明、清几朝学者的考证证明它是一部伪书。可是一直到近些年，仍有人在为其翻案。现在的清华简中出现了真正的古文《尚书》进一步证明伪古文《尚书》是伪书。“重写学术史”不是要把过去认为是假的都要变成真的，也绝对不会后退到“信古”的阶段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