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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界对中国的大地主阶层有较多的质疑（130）。文学作品中“没有见利忘义、贪恋钱财；没有霸占民女、贪恋女色”的地主形象（131），备受某些学者的赞赏。事实上，由于没有法治环境，大地主腐败的程度实乃骇人听闻。一些地主豪绅的势力远在县政府之上。有些县长必须听命寨主才能履职（132），有的还被豪绅公然杀死（133）。 由于大地主本身多是军政官员，并由于教育背景、经济资源、人际关系等因素，大地主本人、亲属及子嗣显然比贫民更容易跻身官场。据国民党学者调查，“一般农民都是无智识的，子弟小的时候，都任他们去游荡，略大的就干着割算[草]等工作，都是不给子弟们去受教育，所以往往受一班劣根性的人欺弄的。沭阳的农村学校，还没有普及，学校里的学生，多数都是富农的子弟”（134）。此处的富农系指富裕家庭。滕县大地主申宪武的家训是：“能交游官场，花钱再多也得花。”（135）应该说，不论是古代、还是近代国家，国家的公权力总是被逐渐私有化。各级政权总是逐渐被大地主所利用和把持。正如亚当·斯密所说：“有时候，所谓的国家的宪法代表政府的利益，有时是代表左右政府的某些特殊阶层的人们的利益。”（136） 在没有法律规范的环境里，满足了物质需要的大地主们，没有任何动力和动机去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只能沉湎于低层次的肉欲享受。在治世时，他们充其量是西门庆、韦公子式的人物，虽然不断地腐化社会，但不会危及国家政权。因此，大地主通常利用国家赋予的各种权力，牢牢控制着在经济上依赖他们的下层民众，进一步破坏国家体制，破坏社会的各种规范，甚至直接起而推翻予他们以各种恩宠的国家政权，就如宿迁人项羽所言：“彼可取而代也”，由自己充当可以享受更大肉欲的封建君主，而不满足于当“土皇帝”。晚清名臣潘祖荫对苏北鲁南一带地主豪绅的军事化深感忧虑：“山东郯城至江南宿迁一带土匪蜂起，道路为梗。现闻红花埠一带，俱筑土城，挖濠沟，虽为防土匪起见，究莫知意之所在。团练乡勇愈聚愈多。原其初心，未必即怀叵测，而势由积渐，实恐浸成祸端。”（137）这种担忧是有相当的根据的。 在苏鲁地区，豪绅反叛不胜枚举。大地主平时拥有的君主般的权力，促使他们频繁地“叛君”。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巨野徐鸿儒，“以妖术煽众，为闻香教。设盆水照人头面，自见帝王将相衣冠”。从者达数万人，攻占了郓城县城（138）。清顺治年间（1644-1661），成武人李化鲸，“纠党谋逆，奉伪主，僭忠义王，遂发兵反”（139）。咸丰十一年（1861）四月，定陶县贾由彪等谋反，聚集两千余人攻打定陶县城（140）。1927-1928年，涟水大地主朱温领导红会暴动，目标是打下南京称帝（141）。1929年2月12日，山东马士伟称帝，国号“黄天”（142）。同年4月11日晨，宿迁薛干臣称帝，建立“大同”国（143）。1938年以后，侵华日军攻占了苏鲁部分地区，以大地主为首的利益集团更纷纷叛国。“当初徐州沦陷时的地方情景，真是所谓：‘十八路反王，七十二路烟尘。’敌骑纵横，匪伪遍地。”（144）宿迁某乡乡长王斗山投日后，摇身变成了伪军区团长（145）。灌云县大地主徐继泰，原任国民党常备第二旅长，1943年投日，历任71旅、11旅旅长（146）。峄县南古邵大荒村大地主孙茂墀，1940年投日，被任命为峄县警备第六大队队长（147）。前文所述的徐士流、张少桐、顾豹成、朱子龙、井泉五、郭济川无不投降了日军，担任各种官职或军职。苏鲁地区大地主阶层的频繁“叛君”与普遍叛国表明，在近代民族国家的构建中，这一利益集团不是正面的建设力量，更不可能成为积极的中坚因素。 因此，苏鲁地区的初夜权，是乡村法制毁坏、地主权力失控的结果，而不是源于法律规定或宗教习俗。豪绅大地主在社会生活中的优势地位以及掌握的较多资源，主要用于维护其私益和满足其私欲，而不是把这些资源用于追求更高成就的动机，实现人格的进一步升华。他们没有脱离本能需要的追求，使其在近代社会中始终沦为负面的因素。 掌握国家权力的军政人员，极易成为乡村大地主，进而成为一个强势的利益集团。因此，本文所说的大地主，如其说是土地占有者，更不如说是乡村权力的占有者，且这种权力基本不受程序化法规的制约。这个集团享受了国家政策的种种优渥，成为国家在乡村的化身，但他们却不是国家利益的维护者。也正因为这个集团集国家万千宠爱于一身，造成了对平民最大程度的剥夺，使苏鲁社会除了这个集团外，几乎所有的平民群体都成为依附于他们的贫困阶层，社会结构发展成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显然，与金字塔型结构相比，哑铃型结构更加体现了社会不公，也更加脆弱，更容易崩溃。由于缺乏经济与人格相对独立的中间阶层，一方面，社会上层极易通过经济手段对下层进行控制。另一方面，社会上层可以轻易地控制社会的话语权，通过思想精神层面对社会进行操纵，成为具有巨大社会动员能量的集团。 表面上看，初夜权是强势集团剥夺贫民性权利，满足个人肉欲的陋俗。进言之，通过剥夺贫民的人格尊严，树立强者在社会中的独尊地位。从深层次看，由于其权力极少受到程式化法制的制约，强势集团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肆意制定乡村规范，任意创造低俗“文化”，恣意发展陋劣“传统”，对平民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进行统治。由于性权利被剥夺者的长子与剥夺者之间可能存在的血缘关系，初夜权还有助于强化贫民对豪强的君父认同，更有利于对其加以控制。 在严重缺失法治的环境下，一方面，强势集团绝不会成为近代国家的建设力量和乡村社会的稳定因素，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地把自由民变为农奴、甚至奴隶，使依靠不合理、不公正原则建立的社会关系无以变革，固化为彻底的人身依附关系。另一方面，强势集团本身的人格升华受到了极大的束缚，使他们异变为仅能追求肉体享受的低层次人格，始终处于动物本能的状态。 在大地主阶层的操纵下，本应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近代国家，成了强势集团的代言人和最忠实的保护者。而强势集团却往往以叛“君”和叛国来作为回报。这一悖谬现象表明，要建设真正的近代民族国家，必须对强势集团进行程式化的监督和法制制约。 附记：本文初稿曾获曹树基、胡永恒、刘克祥、胡英泽、张佩国诸位教授的批评，深表感谢！ 注释： ①Jrg Wettlaufer, “The jus primae noctis as a male power display: A review of historic sources with 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 “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2000（21）， pp. 111-123; S. MacPhillb, “Jus primae noctis and the sexual image of Irish landlords in folk tradition and in contemporary accounts. Bealoideas”， The Journal of the Folklore of Ireland Society, 1988（56）， pp. 97-140; Voltalre, Le Droit du seigneur, ou l‘écueil du sage, comédie, 1762-1779, Vijan: Lampsaque, 2002; 二阶堂招久：《初夜权》，汪馥泉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4-7页。 ②学界目前对初夜权通常有三种解释：（一）原始习俗。恩格斯指出：“在另一些民族中，新郎的朋友和亲属或请来参加婚礼的客人，在举行婚礼时，都可以提出古代遗传下来的对新娘的权利，新郎按次序是最后的一个。……在另一些民族中，则由一个有公职的人，一部落或氏族的头目、酋长、萨满、祭司、诸侯或其他不管是什么头衔的人，代表公社行使对新娘的初夜权。”（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页）拉法格认为：“在父权社会的初期，这种公公与儿媳通奸的事是一种很自然的实践。……丈夫的兄长也僭妄地对于新媳妇保留初夜权”（[法]拉法格：《拉法格文学论文选》，罗大冈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45页）。持类似看法的还有周作人（少侯：《周作人文选》，上海：启智书局，1936年，第199页）、二阶堂招久（《初夜权》，第41-54页），等等。（二）宗教信仰。8世纪天竺、唐、吐蕃等王朝密教盛行的时候，阿利僧拥有信徒的初夜权（杜继文主编：《佛教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94页）。对西藏的类似看法还有Komroff（Manuel Komroff ed.,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1271-1295, v. 2. NewYork: The LimitedEditions Club. 1934, pp. 252-253），对新疆的类似记载有谢彬《新疆游记》（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第134页）。（三）封建领主特权说。倍倍尔指出：“地主对于他们的家臣和农奴差不多有无限的支配权。……臣下们的主人，自承有使用女农奴和家臣的性的权利--’初夜权‘就是这种权力的表现”（[德]倍倍尔：《妇人与社会》，沈端先译，上海：开明书店，1927年，第89页）。持类似看法的还有蔡和森（蔡和森：《社会进化史》，《蔡和森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64页）及Pfannenschmid（H.Pfannenschmid, “jus primae noctis”， Das Ausland, 1883[56], pp. 141-150）、Hanauer（C. A. Hanauer, “Coutumes matrtmonlal du moyen-age”，mémoires de l’Aac-demie Stanislas, 1893[2], 253-312）。另有男性权力展示说（Jrg Wettlaufer, “The jus primae noctis as a male power display：A review of historic sources with 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2000[21]，p.111）、强奸说（Vern L. Bullough, “Jus primae noctis or drolt du seigneur”， Th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1991, 28（1）， pp. 163-166），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