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之而起的女真人建立金朝，以摧枯拉朽之势，灭亡了强大的辽朝和北宋政权，随即又与南宋签订”皇统和议“（也称”绍兴和议“），迫使南宋向金称臣纳贡，第一次正式完成了由四夷向华夏”朝贡“到华夏向四夷”倒过来朝贡“的华夷秩序及格局的转化。后来，宋金又重新签订”隆兴和议“和”嘉定和议“，虽然取消了南宋向金人称臣的规定，但南宋皇帝仍然要称金朝皇帝为”叔“为”伯“，每年仍然要向金人交纳大量岁币，金朝的地位仍然高于宋朝。金朝在我国历史上无疑正式开启了夷狄的政治地位高于华夏汉族的新时代。
    属于夷狄的蒙古族兴起以后，灭金取宋，完成了统一全国的任务，不仅打破了”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华夷秩序和格局，而且开创了夷狄主宰包括华夏汉族在内的整个中国历史的先河，形成了由夷狄占据主导地位的新型的华夷关系和格局，并将这种华夷秩序扩大到全国，先秦以来形成的华夏汉族中心观被彻底颠覆。
    明朝兴起以后，试图按照”华夏之辨“、”尊夏外夷“和”用夏变夷“的传统思想观念重建以华夏汉族为主导的华夷秩序和”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格局，他们虽然将部分蒙古人赶回蒙古高原，重新恢复了华夏汉族在华夷格局中的主导地位，但留居内地的蒙古等族与华夏汉族混居、华夷融合的历史大势已经无法改变，明朝皇帝只能高举”昔胡汉一家，胡君主宰“，”迩来胡汉一家，大明主宰“的大旗，在标榜对包括蒙古高原的蒙古族在内的各个民族”一视同仁“（《华夷译语·刘三吾序》）的前提下，对”中华多元一体“的华夷格局表示认可和赞同，对华夷格局中所出现的新型的华夷关系表示支持，对无法实现先秦以前那种”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华夷格局表示哀叹而已。华夷格局中所出现的新型的华夷关系以不可逆转之势继续向前发展。
    属于夷狄的女真人重新兴起以后，在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的基础上，改族名为满洲，改国号为清，正式建立起大清王朝。随即灭亡以华夏汉族为主宰的大明王朝；又于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1683年统一台湾，并在台湾设置一府二县；1689年与沙俄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确立中俄东段边界；1696年打败漠西蒙古葛尔丹，在漠北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1726年开始在云贵地区实行”改土归流“；1727年设置驻藏大臣，加强对西藏地区的管辖；1728年与沙俄签订《恰克图条约》，确定中俄中段边界；1733年设置乌里雅苏台将军，统辖漠北喀尔喀蒙古和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地；1758年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1762年设置伊犁将军，管辖包括巴尔喀什湖在内的整个新疆地区。至此，终于将包括华夏汉族和四夷在内的全部中国人纳入中央一元化政治领导体制管辖之下，再次建立起由夷狄主宰包括华夏汉族在内的整个中国的大一统王朝。清朝统治者在高扬”满汉一家“、”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民族一统的旗帜之下，在”中华多元一体格局“之内建立起新型的多元化的华夷关系和华夷秩序。中国古代的华夷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以上可见，中国古代”华夷一体“格局中的华夷两大方面势力，确实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冲突，并在矛盾和冲突中呈现出此消彼长、互为主导之势，由此引起”中华多元一体格局“中华夷关系的不断发展和变化。也正是由于华夷两大方面势力的碰撞和冲突，才打破了”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华夷格局，逐步冲破了在夏尊夷卑、用夏变夷的华夏中心观指导下建立的华夷秩序，”华夷之辨“、”尊夏贱夷“等思想观念在夷狄的冲击下逐渐淡化，”用夷变夏“思想随之悄然兴起。华夷两大势力就是在这种”用夏变夷“和”用夷变夏“的互相转换中，加深了双方的了解和民族之间的认同，并在双方联系不断增强的基础上，逐渐凝聚到一起，为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