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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辛亥革命推动了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建设与发展为了贯彻落实维护国家利益的政治主张，孙中山提出了一系列巩固边疆、惠及民生的兴业计划和措施。 （一）发展民族教育，培养民族人才 为了推动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的发展，孙中山大力主张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培养各民族人才。“现在民国，人民受教育，是大家都要有平等机会的。”主张全体国民不分民族，都应有接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和平等机会。强调“厉行教育普及”，要“增进全国民族之文化”[10]。为了实行各民族文化上的平等，在给临时政府教育部的《中华民族大同会》呈文批示中，孙中山明确指出：“中华民国既合五大民族而成，自应施于同等教育”，应给予各民族以平等的受教育权利。1912年4月，临时政府在《教育部关于中华民族大同会创设蒙、回、藏师范学校请拨开办经费批文》中指出：“中华民国既合五大民族而成，自应施以同等教育。蒙、回、藏语文各异，尤应首先养成师资”，希望通过设立民族师范学校使各少数民族“广施教育，共同进化”[11]。并在经费异常拮据的情况下特拨五万两经费，支持发展。针对“琼州居民，普通教育，尚未普及”的情况，孙中山提出了从启蒙阶段教育抓起，逐步设立各高等教育学校。提出“先使每乡皆有蒙学校，由蒙学校而至高等，由高等学校而至大学堂”[2]367的发展步骤。认为黎族虽是“上古的苗裔，而文化最低之种族”，但“今共和宣布，五种平等，断无有异视上古遗族之理”，因其文化发展水平低下，更应该加强发展教育使“文化政策盛行于黎”。要求先进的地区，去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教育文化事业，使少数民族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得以真正地实现。 （二）优先发展交通 孙中山一直很注重交通建设尤其是铁路建设的发展，早在《上李鸿章书》中就指出：“凡有铁路之邦，则全国四通八达，流行无滞；无铁路之国动辄掣肘，比之瘫痪不仁。地球各邦，今已视铁路为命脉矣”[12]，并论证了发展交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关系。他认为“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又为交通之母。国家之贫富，可以铁道之多寡定之，地方之苦乐，可以铁道之远近计之”。出于优先发展交通极不便利的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的考虑，1912年6月，孙中山构想并倡导建设三条横贯全国的铁路大动脉：“一、南路：起点于南海，由广东而广西、贵州，走云南、四川间，通入西藏，绕至天山之南。二、中路：起点于扬子江口由江苏而安徽，而河南，而陕西、甘肃，超新疆而迄于伊犁。三、北路：起点于秦皇岛，绕辽东，折入于蒙古，直穿外蒙古，以达于乌梁海。”[13]这是一幅振兴实业的宏伟蓝图。该计划的重大意义在于它将铁路直接通往西藏、新疆、外蒙古等民族地区，彰显其卓越的政治视野。 孙中山的《实业计划》是在辛亥革命之后不久即着手规划起草的。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有关国民经济发展的比较系统完备的构想，也是推翻封建王朝后最早的谋求中华复兴的纲领性文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该文件首次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发展纳入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规划中，并提出了具体的设想和措施。《实业计划》有关交通建设方面，有多条线路涉及民族地区：在第一计划中，计划建设“经滦河故地，以达多伦诺尔”至漠河、迪化、伊犁、于阗、恰克图，直至“国境西端”[14]的铁路系统。在第三计划中，计划建设从广州出发的中国西南铁路7条，其中4条计划至贵州、桂林、中缅边界和思茅等少数民族地区。在第四计划中通往东北、西北、西南民族地区的三大系统占总规划一半以上，并制定了三大系统延伸至周围地区及边界地带的铁路网规划，并详细安排设计了沟通西藏、青海及新疆一部分与甘肃、四川、云南等地的铺设线路。可见，在当时的交通发展计划中，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关注和重视已经超过了内地。 孙中山主张通过发展交通、促进移民搬迁，以利用当地资源，加快地区经济发展，使少数民族地区“农业、工业、商业皆因之而发达”。一个高屋建瓴的认识在于铁路的建成将“使伊犁与山东恍如毗邻，沈阳与广州语言相通，云南视太原将亲如兄弟焉”[15]，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是一个联系的整体，因铁路的修建，势必巩固、促进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统一。从国防利益出发，孙中山认为“以国防而言，以政治而言，以文化而言，铁路皆有极大之关系”，加快铁路建设“可将内地之军队输于边疆，以保吾圉。如蒙古，如西藏，皆由兵力薄弱，以至外侮侵凌，是皆交通不便之故”。有了铁路，如若“蒙藏变乱，即可运兵往剿，近若咫尺，无濡滞之患”[16]，铁路直通往西藏、新疆、蒙古等民族地区，一方面促进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另一方面将有助于加强中央政府对边疆的军事控制。 （三）移民边疆 《上李鸿章书》提出：“如中堂有意以兴农政，则文于回华后可再行游历内地、新疆、关外等处，察看情形，尽仿西法，招民开垦，集商举办，此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17]，此书倡议清政府在西北民族地区招募移民、开垦耕殖。临时政府成立以后，高度重视移民垦殖，并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1912年2月1日，临时政府致电蒙古郡王表明政府支持“在蒙古办理实业公司”。1912年3月23日，孙中山在批财政部例文中指出“中国地称膏腴，尤广幅员，而东南之收获，不见其丰，西北之荒芜，一如其故，此无他，无特别金融机关为之融通资本故耳。创设兴农、农业、殖边等银行，实属方今扼要之图”[18]，支持设立农业、殖边银行以投入资金，垦殖西北边疆。1912年3月29日，在批黄兴等呈文和1912年3月30日准许成立拓殖协会的批文中反复强调：“吾国民族生聚于东南，而凋零于西北，致生聚之地，人口有过剩之虞，凋零之区，物产无阜之理，过与不及，两失其宜，甚非所以致富图强之道。拓殖协会之组织，自是谋国要图，国家应予协助”，批示财政部每年从国家预算中拨款三十万元，作为拓殖协会经费，提出了从东南吸收多余劳动力，移民开发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的规划。 《实业计划》再次提出“移民于东三省、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的移民垦殖计划，“殖民蒙古、新疆实为铁路计划之补助，盖彼此互相依倚以为发达者也”，移民、垦殖和铁路开发，是相互依赖、互相促进的全局性活动。移民可以为铁路建设提供充足的人力，而铁路建设又会促进东南地区和西北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将东南地区多余劳动人口迁往西北地区，使移民垦殖成为可能。 移民的另一个重大意义在于可以大量解决军人退役后的安置问题，既可以减少遣散经费，又可减少散兵因无以为业而带来的社会不安定因素。移民垦殖意义深远，“至于一方人口多而他方人口少者，彼此经济情况，大相径庭。新开土地从事劳动之人民，除富有粮食及原料品，以待人口多处之所需求而外，一切货物，皆赖他方之繁盛区域供给，故两方贸易必臻鼎盛。”“由人满之省徙于西北，垦发自然之富源，其普遍于商业世界之利，当极浩大”[19]。西北地区经济发展建立在交通便捷、与内地经济交流频繁，两地互通有无的基础上。只有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得以巩固和提高，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才是全面的、持久的。 （四）兴办矿务 中国有着极为丰富的矿产资源，但受发展所限，得不到充分的开发利用，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资源丰富却得不到有效开发。孙中山认识到“中国地大物博，如满洲、蒙古、西藏、新疆、青海等处，皆物产殷富之区--新疆之土质，西藏之矿产，不亚于新旧金山”，却开发“仅采及皮毛而已”，实际利用程度不高。为了有效利用资源、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实业计划》中指出要“次第开采”新疆、蒙古、青海、西藏各地区铁矿，开发四川、甘肃、新疆等地油矿，开采四川、云南铜矿，及云南个旧锡矿、黑龙江漠河金矿、新疆和田玉矿等。更为重要的是，孙中山将矿业开发与交通建设、移民等结合起来，提出了统筹兼顾的开发民族地区矿产资源的计划。他认为“我国未开采之五金、煤铁最多，农林亦富，预谋发展，非先发达交通机关不可”，“开辟富源，振兴实业，非铁路不为功。盖中国地质本居世界第一位置，如果交通便利，即位全球第一强国”[16]，只有将“铁道开富源”与移民结合起来，才能为兴办矿务提供便利的运输条件和充足的人力、物力支持。这既是一种战略视角，又是一种开拓务实。在保证中国西南、东北、西北民族地区丰富的资源得到开发的同时，加速带动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也催生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及开发西部边疆地区的政策措施深得民心。由于临时政府存在时间过短，其所倡导的民族平等主张，制定的民族地区政治、教育、经济、交通发展规划在很大程度上都没有条件予以充分实施。但是将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纳入整个国家的发展规划、把少数民族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的思想、计划，开拓了同时代人的眼界，点亮了民族复兴的灯塔，对后世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亦有着极大的启示与借鉴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