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处分条例繁密，造成官员违纪违制处分频繁。
    条例繁密，不仅给中央和地方政务带来许多不便，对于官员本人也造成很大影响。清代对官员的处分，分为罚俸、降级和革职等。如官员被罚俸、降俸、停俸，则意味着他的生计问题难以解决。如官员所受处分累积达十案以上，他的升迁就要暂停，仕途将受影响。由于处分条例繁密，官员被罚俸和降级的频率很高。据史料记载，清代州县官员中有刚上任才一两年、两三年的，罚俸处分却已达五六年甚至十余年、二十余年。更有甚者，有官员为官数十年竟未沾朝廷尺禄。这些频繁的处分，有的是正确的，有的则纯属条例繁密所致。清代在浙江温州乐清县，发生过一起利用假印骗取钱财的案件。虽然案发后两个月即告侦破，但乐清县官员仍被吏部以失察和违限两项罪名，予以一案两次处分。官员无论尽职与否，都是处分连连，于是不少人便转而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进行规避，如徐继畬所说：“[朝廷]议处愈增愈密，[官员]规避亦愈出愈奇，彼此相遁，上下相诡。”
    当然，对于条例繁密所造成的这些情况，清廷也有所觉察并力图调整，这主要体现在对条例的删减上。雍正帝曾令律例馆、吏部、兵部逐一详细斟酌各项条例，应删者删，应留者留，力求做到简明确切。乾隆帝则具体针对条例繁密引起的种种弊端，令吏部及其它部门删改条例，“凡事涉具文，无关政治者，一切处分奏明，大加删改，务使简而易遵，信而可守，贤员不掣肘，不肖者无所施其伎俩，书吏不能高下其手，庶地方文武各官少所牵连，得以尽心职守”（《乾隆朝上谕档》）。此后，对不当条例也进行了多次调整。如徐继畬曾建议，凡“关于国计民生、官箴品行”的处分要从重从严，凡“事涉细微，无关治体”的处分要准情酌理，大加删削，为道光帝采纳。
    清廷重视编订行政法规，目的是要提高统治效能，使国家机器更加严密。但在此过程中，却出现了条例繁密等问题，反而造成行政机能僵化，官员唯按例规办事，缺乏应变创造能力。虽然各朝对此有所调整，但治标不治本，终清之世，条例繁密一直是困扰清廷治政的一个严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