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鼠疫在世界范围的大流行有三次，即6世纪的"查士丁尼瘟疫"（公元541到542年爆发于地中海，后扩散至欧洲）；14世纪的"黑死病"（一说起源于亚洲西南部，一说起源于黑海城市卡法，约在1340年散布到整个欧洲）；第三次就是1894年 光绪二十年始于广州的腺鼠疫，以香港为传播源波及32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纪之交的全球瘟疫。1894年5月初，鼠疫由广州传入香港，这年香港鼠疫患者2679人，其中死亡2552人，这一年成为香港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年份。港岛鼠疫的迅速流行并屡禁不止，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英国统治香港伊始，便奉行种族歧视政策，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末，港英政府将维多利亚城中心划为欧人专属区，并强调"今后应尽可能避免华人与欧人杂居"，"于是在不同的区域内，便出现绝然不同的社会生活方式。大致上港岛的中央部分和半山区域属欧人区，东西两端属华人区"。港督德辅（William Des Voeux）曾向英国政府报告："在维多利亚城西部不及半方哩的地区内，住了超过十万人，平均一英亩住上了一千六百人。这种挤迫情形，殆为世界任何地区所不及。"一套面积为390平方英尺（约合36平方米）的房屋常住30-50名华人，人均比香港法定的华人墓穴面积（3.65平方米）还小。香港的卫生状况引起英国本土的关切，英国政府特派皇家工程师柴维克（Osbert Chadwick）来港，调查后认为港九两地公共卫生极为恶劣。柴维克报告书1882年发表，次年，港督宝云（George Ferguson Bowen）向立法局提出修法，"这个法例一旦执行，当年不合卫生的华人住宅，势将大举拆除或重建。华人社会有鉴于地皮缺乏和房租奇昂的事实，力表反对，使宝云不得不暂缓执行"。直到1887年，立法局才通过《公共卫生条例》，并组成洁净局。但这个条例同样引起华人社会不安。因担心当局随意检查民房，四万华人联名上书要求撤销该法案。华人社区恶劣的生存条件形成了"疫病的温床"，种族歧视又使港英政府对华人的施政能力大打折扣。二元社会的存在，造成香港华洋、官民之间的严重对立。这种状况使得在鼠疫面前，港英政府的应对缺乏合力基础。
    首先，封港政策陷于失败。瘟疫爆发之初，港府即行封港，却屡遭岛内人们的突破。部分是出于避疫的需要，岛内居民想逃离疫区；部分是出于华人习俗，因其并无医院的概念，染疫者多习惯在家里诊治，但此法确不适宜传染病的治疗，家人极易被传染。故一经港府人员发觉，即被强制送往医院。染疫之家，则予熏洗消毒，死者尸体须以石灰埋葬，这又与华人葬俗相悖，往往隐匿不报。"港府于是派兵逐户搜查华人房屋，每隔十天搜查一次，市民深受其扰。"于是，华人大批离港，"买办、承包商、收账人、商贩、家仆和苦力全都加入了大逃亡"。以东华医院为中心的华人社群，就离港问题与港府屡起交涉。1894年5月20日，"香港绅商在东华医院集议港地病人调理之事，时适降雨，华人至者，院内上下立满，有在院外持伞立雨中观望者。巡捕官梅及国家医生亦踵院会议，以刘君渭川为主席，……呈禀官场求准人情，俾病疫者回省"，并起草给港督的联名信。22日，有华商多名赴港督府求见，再谈"求准病人回本土"，港督答复"任人去留，并无阻止"。港英当局并不打算认真封岛，实际上采取的是明禁暗放、以邻为壑的政策。港府这一官方表态，使人们纷纷离港，"约有四万人避至他处"。几天后，离港人数大幅攀升，"目下华人之避至他埠者已有十万，每日尚有三、四千人舍而之他"。粤港间的长途转运，慌不择路，交通事故频仍，"有一华船由广州载避疫人一百五十名至石龙，中途翻覆，悉数毙于海中"。此时，港府还采取了另一项更危险的措施，就是把染疾病人转送广州，"准许染疫者离港，而染疫致死者，其尸体亦得运返原籍安葬"。港穗对烈性传染病人如此迁徙，实在不可想象。如果说做出此项决定的双方，不明厉害的广东官员是愚蠢已极，而知道此病传染性的港英官员则是明知故为，引疫它处。所谓封港政策全然失败，瘟疫在粤港间交叉传染，互为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