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宣讲圣训儒经，普及圣道教化。
    本来自清前期就有定期宣讲《圣谕广训》的制度，但“奉行日久，大半有名无实，讲如不讲”（注：《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本，第1册，总350页。）。针对这种情况，晚清统治者屡欲扭转，切实施行。咸丰初年，两江总督陆建瀛进呈新刊刻的《御纂性理精义》和《圣谕广训直解》，并附所定选讲章程，其中拟议“责成教官慎选朴实生员，每月赴乡宣讲”（注：《大清十朝圣训·文宗显皇帝》，卷十四《文教》。），为清廷所嘉纳。同治二年（1863年）国子监司业马寿金奏言“宣讲圣训尤为化导之本，请饬令学臣实力奉行”，上谕肯定了其意见，令“各省学臣督饬教官实力宣讲圣谕，考其勤惰，分别劝惩”，说是如此“庶几经明行修，邪慝不作”（注：《大清十朝圣训·穆宗毅皇帝》，卷十三，《文教》。）。
    四是崇祀“圣哲贤儒”，维护“正学”偶像。
    孔子及其他名儒为中国封建统治者所神化利用来作为“正学”的偶像，为时久矣，及至晚清时代，当政者不但没有放弃这一手段，而且进一步强化利用，把它起码在形式上推向极致。这由对孔子的祭祀可以醒目地显示出来。孔子祭典有两次升格变化。一次是在明代嘉靖年间，由群祀升为中祀。再一次就是在晚清光绪末年，由中祀升为大祀，与祭天等最崇之祀并列起来，这中间有一个逐步加尊的发展过程。清朝顺治初年，对孔子定称“大成至圣文宣先师”，承旧例以颜渊、曾参、子思、孟轲配祀（习称“四配”）庙堂。两庑祀十哲，即闵子骞、冉伯牛、冉雍、宰予、子贡、冉有、子路、子游、子夏、子张。康熙五十一年和乾隆三年，先后分别将朱熹、有若（字子有）升哲享祀，从祀的“先贤”、“先儒”两类，顺治初年分别为69人和28人，以后时有增删调改。及至咸丰十年（1860年），清廷采纳礼部大臣建议，明确如下原则：“从祀盛典，以阐圣学、传道统为断。余各视其所行，分入忠义、名宦、乡贤。至名臣硕辅，已配飨帝王庙者，毋再滋议。”（注：《清史稿》，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0册第2537页。）同治二年，更订增祀位次，各按时代为序排列。至圣先师孔子以及“十二哲”外，在两庑从祀的排位，列东庑者为从公羊高到陆陇其共31人，列西庑者为从谷梁赤到汤斌共30人。并将此绘制图例颁布各省。以后仍陆续有增列从祀者。与此同时，“至圣先师”故里山东曲阜的孔府、孔庙、孔林，经不断扩建，规模也越来越宏大，典制也越来越严整。
    晚清这时对圣哲贤儒之辈祀典的愈发重视，决不单单是一个礼仪形式问题，更主要在于，统治者面临“异端”百出，“圣学”陵夷的危机形势，力图靠对若辈的进一步神化和张扬，强化其“正学”权威，以利维护旧的文化形态和进行思想控制。对孔子辈的崇祀与对儒学典籍刊印推广是相辅相成的。当然，孔子作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文化大师，留给后世十分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其中有许多弥足珍贵的精华内容。对其人其学，应该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来认识和对待，而晚清统治者对孔子、孔学的利用，自然谈不上如此。
    三、有的放矢地辟“邪”、伐异
    道末咸初酝酿和爆发，历时十余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起义，不但对清王朝的政治统治给予沉重打击，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造成使清朝统治阶级惊呼不迭的一场空前“奇变”。
    我们知道，太平天国起义利用了拜上帝教。该教并不等于西方传来的基督教，而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由具有特定主观条件的洪秀全，利用他可能利用的基督教的一些素材，结合中国传统宗教和文化成分，而创立的一个教种。对其宗教本身的真实面目，清朝统治者并没有能认识得十分详确，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意无意歪曲了的。然而，对于太平天国于清朝统治者所认定和极力维护的“正学”，对传统纲常名教的正面冲击，他们是异常敏感和重视的。特别是太平天国的前半期，这方面的声威与其势如破竹的武装斗争相配合，也确实显示出颇为强大的冲击力。
    太平军由起义地北进以及定都天京后西征、北伐的进军当中，所到之处不但大量地捣毁从民间所立乃至为官方致祭对象的庙宇、偶像，而且凡“学官正殿两庑木主亦俱毁弃殆尽”（注：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十二，《杂载》。）。在其都城天京，把孔庙尽行折毁，甚至把孔子牌位劈碎抛于马粪堆里，地主文人因有“大成牌位不完全，委地搀将马粪捐”（注：《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 第6册，第389页。）的感叹。清朝的原江宁学宫被改作“宰夫衙”， 文圣之殿堂变为“椎牛屠狗”的场所。对于清朝以及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圣典”的儒家经籍，则斥之为“妖书”，在“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之列，甚至曾在辖区大规模地进行搜禁“妖书”的活动，出现所谓“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注：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禁妖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 神州国光社1954年第3版，第4册，第735页。）的局面。当然，这并不是一种完全正确的文化态度，其中包含了对传统文化无分析鉴别地一概否定的简单和偏激。不过，这种情况没有也不可能保持太久，很快就有一个宣布“孔孟非妖书”的根本转变。尽管如此，太平天国起义本身就足以让清朝统治阶级深切地感觉到“名教之奇变”的忧惧和仇恨。湘军首领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就有这么一番典型的话：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注：《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5年第2次印刷本，第2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