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的上谕也提到要通过户籍登记来改变蛋的地位，但这个上谕事实上并没有在地方上得到真正的贯彻，蛋民低贱的地位并没有因为这个上谕得到明显的改变，本地人对蛋民的凌辱仍然非常严重。尽管有些蛋民可以通过在比较有势力的家庭中登记人籍来与“民”的社群融合，但这种融合只属例外，因为一般的惯例是，某些蛋民虽然已经称为耕种沙田的佃户，但仍然被禁止在陆上建房子。在《粤东成案初编》中有一个1825年的案例，提到一个已经在岸上居住了三代的蛋户成员，企图鬻买功名，却被处以重罚，理由是他的姊妹还是嫁给了蛋民，而他也没有将自己职业改变向官府报告。[29]可见，在社会和国家的眼中，这个人始终是蛋民，无法融人地方社会。
    这种动态的紧张关系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珠江三角洲商业化的政治经济结构使大量在沙田上的居民被吸纳到一个有机运作中的农业生态中去，这种农业生态包含着成熟程度不同的沙坦和土地拥有权。通过开发沙田与随之而来的稻谷贸易，经济财富得以容易累积起来，增加了社会地位提升的机会，也加快了群体成员结构上的流动性。当大面积沙田的拥有权受到质疑，当这些沙田转化为可牟利的田产的潜力面临威胁时，人们会积极地为其在陆上定居的权力寻求合法化。地方上原来有势力者，会把有助于巩固社会经济地位的国家语言运用到极至，来排拒后来者，剥夺竞争者的权益。数个世纪以来，具有歧视性的族群标签，就是在这过程中被固定化下来的。
    在这个族群等级形成的过程中，界线的划分包含了争夺沙田的人住权与国家议程之间的冲突和紧张的关系，其中涉及的几个问题，值得我们特别注意。首先，国家编户齐民这套话语所关注的，是要将人口固定下来，以保障税收和赋役的社会基础。其次，我们要评估国家的关怀，在多大程度上同地方群体的利益契合，让后者得以将沙田转化为可耕种的土地并定居下来，而得到社会提升的人，又如何使用文化策略，在一个帝国秩序不断演化的过程中，取得合法的身份。第三，宗族的语言、人住权、土地拥有权及在明代时出现的一些文化象征，如何将那些自称为汉和被称为蛋的“浮动”人口从根本上区分为不同的族群。第四，如果沙田的居民能够由以水为生转为农业经营，并且成功地在珠江三角洲将自己培植成显赫的宗族群体的话，他们是用什么手法来突破这些文化标签和政治障碍，使自己在陆地上有一席之地？在国家缔造过程中的几个转折点上，沙田的开发如何影响到不同群体在文化范畴上讨价还价的紧张关系呢？
    水国生涯：商业与盗寇
    铃木满男关于当代浙江渔民的研究，启发我们联想到在商业化的环境下，广东蛋民的流动性所引出的相关的问题。首先，他指出，同接待他的本地干部所讲的方言不同，渔民所讲的方言是一种在更广泛地区通行的方言显示出他们生活在一个由河道系统联系而成的广大的网络中；其次，他肯定了一个提法，过去以水为基础的文化，是跨越丁一系列生态环境的，由河流最上游的山壑直流而下至福建沿岸，在多个世纪以来，当地的居民实际上跨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山脉，在广泛的地域流动。[30]
    叶显恩主编的《广东航运史》，也说明了在高度商业化的地域经济中，生活在水上的流动人口在江河和海岸运输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粤东樟林的船户是富裕的商人，当他们在海港建立住家和货仓的同时，也从事走私和海盗活动，两者都是累积财富和权力的渠道。[31]有人认为，贫苦的蛋民作为雇工，往往被汉人批发商、高利贷者和船主所剥削。叶显恩对这样的看法提出批评，他的研究也揭示出，当某些行业被一些人垄断的时候中，水上人口是会发生分化的。[32]科大卫有关香港新界船民的研究也证实有些蛋民是有钱的，并对区域市场的庙会作出许多的捐献。[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