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起源问题是国家观中的重要问题，“国家的定义和起源问题是所有国家观的基础，它直接影响到从哪个角度去认识国家的本质。”（王振海《关于国家起源本质与特性的再思考》，《文史哲》1999年第3期）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和史学家对国家起源问题作过深入思考和富有启示意义的阐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起源论，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中国古代国家起源论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重要课题。
    中国古代国家起源论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国家起源论的确立时期。关于中国的国家起源，一般认为夏代已经形成了国家。有了国家，就会有国家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有了系统的国家思想。殷周鼎革的重大意义之是一，周代确立了新的文化，“天（帝）”虽被奉为至上神，但自然性和人格神的色彩被淡化，它被赋予了“德”的品格和意义，成为一种道德理陸精神和终极价值追求。同时，统治者能够获得国家权力来统治“民”，既在于天赋予其“德”，也在于民众对其德的认同，“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周书？蔡仲之命》，李民、王健撰《尚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春秋战国时期，这种轻天命重人事、重君王之“德”和民本的人文道德理性精神获得进一步发展。在种思想背景下，国家的起源和本质等成为先秦诸子思考的重要对象。其中，儒家的孟子和荀子，墨家的墨子、法家的商鞅和韩非及一些杂家等从各自政治立场和历史观出发，对国家起源说作了不同程度的阐述，如墨子的“除乱尚同”说，法家的“止争息乱”说，儒家的孟子的“辟除民害”和“与民教化”说、荀子的“止争息乱”说、《吕氏春秋》提出的“以兵止争”说等。此外，老子对国家起源的回答也颇具特色。先秦诸子的国家起源论丰富多彩，为此后国家起源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尤以儒家和法家的影响更为深远。
    秦汉至隋唐时期，国家起源论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一是正统国家起源论。西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成为后来政治统治的正统思想。董仲舒以儒家公羊学为本，糅合道家、法家和阴阳家的一些思想，建立起“天人相与”和“天人感应”的神学化儒学，以此来解释社会历史与国家政治的兴衰。他认为，天不仅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也是国家和社会秩序确立的本原，为此，他提出了“尊天受命”的政治观和纲常伦理观，宣扬“君权神授”和“符命”论的神权政治说，“天之所大奉使之王，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中华书局2007年版）东汉汉章帝时，讲论五经同异，统一今文经义，董仲舒的神学化经学被《白虎通》一书系统化，它和纲常教义相糅合，成为东汉的统治思想。“君权神授”和符命论被强化，“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班固《白虎通》卷一《爵》，中华书局1985年版）“王者受命，为天、地、人之职，故分职以置三公。”（班固《白虎通》卷一《封公侯》，中华书局1985年版）这种“君权神授”论及国家起源论是班固撰写《汉书》的指导思想。二是一些思想家和史学家结合道家、法家和先秦儒家有关国家起源的思想以及中国历史上的唯物思想，对正统的国家起源论加以批判。其中，既有东晋鲍敬言以老庄思想为指导所撰写的《无君论》等，更有唐代柳宗元、杜佑等从唯物思想方面作的批判和阐述。特别是柳宗元的《贞符》和《封建论》从唯物主义和儒家道德理性立场出发，有力地批判了“君权神授”和“符命”论，深刻阐述了国家的形成是客观的历史发展过程，达到了当时国家起源论发展的高峰。
    宋元明清时期，国家起源论得到丰富和新发展。这一时期，在政治上，君主专制不断强化，同时，社会却趋向宗族化和平民化；在经济上，自耕农经济不断发展，商品经济和商业贸易繁荣；在文化思想上，儒家思想经过与佛道思想的长期斗争与融合，最终形成宋明理学，并成为朝廷的统治思想和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发展，使思想家和史学家对国家起源问题作出了不同回答。一方面，由于君主专制不断强化，“君权神授”和符命说为指导来阐述国家起源问题的思想仍然存在。另一方面，不少思想家和史学家根据社会历史的新发展，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对国家起源进行总结或是作出新的理论回答。如，宋代司马光继承历史上的“除乱禁暴”和“圣人创化”说，论述了“礼”和“德”在国家起源中的作用，对国家起源作了更加具体和丰富的阐述。宋明理学家则从性善论出发，强调“德”在君王合法性上的决定作用，主张“圣王史观”，在很大程度上对“君权神授”作了理论消解，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入地思考君主与国家起源的问题。这一时期有关国家起源探讨的最重要成果，是明末清初思想家和史学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结合君主专制批判，对国家起源作出了富有近代启蒙色彩的阐述。他们从自然主义人性论出发探讨君主和国家的起源及其本质，对性善论的圣王君主论加以否定，肯定人民在国家起源和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开辟了中国古代国家起源论研究的新方向，将中国古代国家起源论的研究推向顶峰，为中国近代国家起源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