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中国古代国家起源论的发展及其思想内容，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突出特征。
    第一，多元并生，异中有同，同中有异。所谓多元并生，是指先秦诸子站在不同立场，提出了多种形态的国家起源论。墨子主张“除乱尚同”说，认为原初民始生之时，人各持己义，“是以人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故相交非也”，“天下之乱也，至如禽兽然，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是以天下乱焉。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尚同中》，谭家健、孙中原注译《墨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就是说，天选立天子和各级官吏，建立国家制度，是为了统一人的思想，以消除天下之乱，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法家商鞅提出“止争息乱”说，认为国家起源于上古民因私而争；至中古，贤者以仁爱施政，然而民众无制；至近古，圣人顺应社会发展，“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国家便建立起来了。由于人性恶，因此，以法治国是立国之本，“古者民聚生而群处，乱，故求有上也。然则天下之乐有上也，将以为治也。……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开塞第七》，蒋礼鸿《商君书锥指》，中华书局1986年版）他认为，从崇尚仁爱的中古到以法立国治国的近世国家是历史的进步。这种思想被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继承和发展。儒家的国家起源论认为国家的形成是为了建立一个理想的道德社会，但是，因对人性善恶认识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国家起源论。孟子主张“辟除民害”和“与民教化”说，说，尧舜禹的时代洪水泛滥，禽兽倡人，民不知稼穡和人伦，古代圣人分别为民辟除灾害，教民稼穑和礼仪人伦，使民能饱食煖衣和逸居有教，由此形成了君主和国家；而人民所以拥戴圣人为君主在于他们道德高尚，“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朱熹《孟子集注》卷五《滕文公章句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荀子则提出“止争息乱”说，认为：“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是圣王之治，而礼义之化也。”（《性恶篇第二十三》，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这种观点与法家有相通之处，均立足于人性恶，认为国家的出现是为了“止争息乱”，但是，与法家不同，它认为国家建立的最终目的是“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礼义而非刑法是国家的本质与工具。老子主张“自然生成”说，认为国家与天地自然一样都是道的产物，而非天或神的产物，“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人之所恶，唯孤、寡、不谷，而王公以自名也。”（《老子》四十二章，中华书局1984年版）“（道）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老子》二十八章，中华书局1984年版）但是，他反对国家的发展，主张返回原初的“小国寡民”社会，是退化的国家观。杂家《吕氏春秋》主张“以兵止争”说，认为立君以义兵禁争止乱是建立国家的目的所在，因为，民天性好争斗，胜者为长，“长则犹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故古之贤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孟秋纪第七？荡兵》，《吕氏春秋？淮南子》，岳麓书社2006年版）由上可见，先秦诸子的国家起源论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按照当代国家起源论的主流观点，主要有冲突论、融合论。冲突论认为，国家是因社会成员经济的分化和社会内部冲突而形成的，国家是暴力镇压的工具。融合论认为，国家是为了协调和稳定社会阶层和部门产生的，统治者的确立是在于其才能和品质，能给民众带来利益，被人民信任。（参见[美]乔纳森？哈斯著，罗林平、罗海纲等译《史前国家的演进》，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以此来看，先秦诸子的国家起源论虽然出发点不同，但大多属于冲突论，而孟子的思想则属于融合论。这是异中有同。所谓同中有异，如儒家的荀子和孟子都认为国家的起源是为了建立天下大治和道德完善的社会，然而他们对国家起源的人性论依据、过程和本质却有着根本不同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