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指挥不定。
    准备不足与指挥有关，而临场表现则完全是指挥上的问题。苏联对日宣战之前，日本大本营对苏军展开的动向虽有觉察，却仍抱侥幸心理，一厢情愿地希望在本土决战期间，苏联不参战。大本营判断苏联对日作战时机可能在8月末，最迟不超过9月上旬。而关东军还不同意大本营这个保守的判断，更保守地认为不会早于9月，很可能在1946年春季，直到8月6日，山田乙三还说：“苏军的进攻还早着咧！”由于对苏军进攻的时机判断错误，以及指挥机关在作战思想上的分歧，作战计划一变再变，部队无所适从，直接影响战前的准备工作和临战的发挥。最典型的例子是，第3 方面军司令官后宫淳不同意关东军的计划（即在满洲平原的纵深阻止苏军进攻，在连京线以东决战），主张倾注第3 方面军主力在连京线（大连-长春）沿线与敌决战。8月10日晨， 他分别命令部署在前方地区的第44军向长春、沈阳地区撤退，在后方地区的第30军主力及直辖军团转至长春、四平地区。这一计划的变更，使关东军的全面作战指导发生了困难。经关东军幕僚一再要求撤回命令，13日中午后宫才“饮泣服从关东军总司令官的意图”，下令向桓仁和凤凰城方面后退。但所属部队已奉命撤离原阵地，局势已无法挽回。
    关东军总司令部的指挥更是糟糕。8月9日，苏联发动进攻时，山田总司令官正好出差在大连，当天晚上才返抵长春，司令部群龙无首，竟判断苏军“攻占国境阵地要点后，将准备正式的进攻，从轰炸情况看，其用意似在恫吓”。长春遭到轰炸之后，司令部转入地下指挥所时，地下室灌满了水，电话线也没有。苏军全线进攻6 个小时，关东军总司令部才判明情况，向部队下达“全面开战”的作战命令。而同日大本营给关东军司令官的指令仅是“迅速准备发动全面对苏作战”。8月 12日，总部由长春转移到通化指挥所时，那里事先并未建立军用通信设施，只好靠民用线路指挥。各级指挥机关也多半联络不畅、指挥不灵，有的部队被苏军分割后；始终联络不上，连投降的命令都无法下达。可以说，在整个远东战役中，关东军自始至终处于混乱状态，无论是作战还是退却、投降，都是在无序的状态下进行的。
    四是作战不力。
    关东军在作战中的表现，简直难以令人置信。整个战役中，仅据守牡丹江市和若干筑垒地域的部队进行了较顽强的抵抗。另外，航空军有两次攻击行动，出动36架飞机，击毁苏军装甲车43辆。其余前线部队心无斗志，几乎是一触即溃，闻风而逃，70多万“皇军”的身影几乎难于在战场上看到。这比起日军在缅北滇西和冲绳的顽强作战来，真是天差地远了，素称“最精锐”的关东军，竟堕落到如此脓包的地步。
    关东军作战不力的原因，除了部队训练差、士气低之外，武器装备落后也是重要原因。部队没有同坦克军和火炮大规模深远机动及步兵的摩托化作战的经验，缺少反坦克武器和相应的作战手段，在苏军坦克机械化兵团高速度、大纵深的强大攻击下，没有思想准备和物资准备，束手无策，这个仗简直没法打。
    苏联红军的作战是成功的，其原因除了兵力、装备和作战态势占有优势，并作了充分准备和周密部署之外，在作战指导上也有很多突出的优点，主要是选择了最有利的攻击时机，采用“闪电战”法，集中强大兵力，多方面、高速度、大纵深向心突击，而主攻方向选在满洲西部，出击地点是蒙古东部突出部。当然，苏军也有困难，如蒙古东部沙漠地带，缺水难行，是不易解决的问题。加以部队前进速度快，后勤供应跟不上，没有油和水，坦克和汽车开动不了。在山地作战，交通通讯也不通畅。东线进攻时，不得不用三分之二的部队修路。西线大森林，无线电的使用受到很大限制。从相距1500公里大纵深的向心突击，地域辽阔，各路进攻速度有快有慢，难以协同，有被各个击破之虞。这种部署实犯兵家之大忌。不过，苏军的这些弱点都因对手的无能为力而得以避免，侥幸得很。
    苏联红军与关东军之战，作为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仗，它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重大意义。这一仗彻底埋葬了关东军，给军国主义分子沉重一击，促使日本帝国主义迅速投降，为避免更多的生灵涂炭，早日结束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仗，使我国东北3000 万同胞和13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从日寇铁蹄下早日解放出来，免受了许多损失。对于苏联红军的这一伟大功勋，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所有牺牲在中国土地上的红军烈士，都是值得我们崇敬和怀念的。至于长期争论不休的关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性因素，当然是亚太各国的反法西斯力量，尤其是中国人民长达14年的抗战。美国的战略轰炸和两颗原子弹，及苏联出兵东北，仅仅是在日本失败已成定局，帝国大厦将倾未倒的情况下，打出的几记重拳，迫使日本政府迅速投降。
    苏联红军与关东军之战，对日本、苏联、中国及世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把占领中国和征服世界作为国策，为此不但对中国进行肆无忌惮的侵略，而且同俄苏多次交战。关东军霸占我国东北长达数十年，罪孽深重，最后落得全军覆没的下场。日本帝国因关东军的失败而灭亡，军国主义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日本人民也跟着遭难。可以说，日本是因侵略扩张战争而导致亡国亡军的境地，而数十年后的发达兴旺却是得益于军备的限制。这恐怕是日本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吧。
    值得提起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受到美国的保护，大批战犯还没有反省自己的罪恶，就被美国或在美国的斡旋下，从同盟国的监狱中放了出来。这批人在日本右翼势力的支持下，重返政坛，窃据要职，有的如甲级战犯岸信介还当了首相。他们不接受历史教训，顽固坚持军国主义立场，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尤其是日本经济崛起之后，军国主义势力更加嚣张起来。政府要员不顾世界舆论的谴责和丢掉乌纱帽，经常发表否认侵略战争的言论，年年定期参拜靖国神社，祭悼法西斯亡灵。日本已是经济大国，他们还积极准备作政治大国、军事大国。1992年日本国会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之后，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最令人担心的是日本会不会成为军事大国。”印尼政府官员也指出：“日本必须采取措施，以使不给亚洲国家造成不安。”这确实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和严加防范的。
    苏联是胜利者。苏军对中国东北等地的解放，大大巩固了它在远东的安全，在这些地区得到的权益，使它有了在东方同美国抗衡的资本，是战后形成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以及苏美对峙的两极格局的重要条件。应该说，从战后到50年代的十多年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和平民主势力，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和侵略政策，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争取民族独立，具有积极的意义。 遗憾的是， 60年代以后，苏联也搞霸权主义，侵略别国。为了同美国争霸，片面发展军备，而忽视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下，苏联经济建设步入死胡同。从肯尼迪到里根这几届总统期间，美国凭着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推出一轮又一轮军备竞赛。苏联领导人不自量力地与美国比赛花钱，结果到“星球大战”这一轮时，苏联经济再也无法支持下去了。如此一个庞大国家，顷刻之间解了体，这在历史上是从无先例的，这大概也是当年斯大林始料不及的吧。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问题高级专家（布什总统任内中央情报局局长）R.盖茨在其所著的《从阴影中走来》一书中认为，苏联之所以垮台是由于军备压力超过其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而苏联之所以走这条扩军的绝路，那是它从肯尼迪到里根几届总统所采取的对峙政策所致。这一论断是符合事实的。
    苏日之战在中国的大地上进行。41年前的日俄之战，也是在这块土地上打的。虽然这两仗的性质有所不同，但对于我们来说，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打仗，这本身就是一种悲哀和灾难。日俄战争是两个帝国主义为侵占和争夺东北而爆发的战争。这次，苏联出兵东北，有反法西斯的一面，也有维护正当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己主义的一面，前者是次要的，后者是主要的。苏军自称在这次战争中伤亡32000人， 他们在中国东北作战所获得的利益，远远超过它所付出的代价。
    中国接受苏联帮助，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这就是丧失了大量主权及东北的财富。但是，我们又要看到，苏军对东北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抵制了美蒋反动势力的侵入，对中国革命不无帮助，缩短了中国内战的时间。苏联通过秘密的外交获得的不正当权益，在新中国建立后，很快归还了中国，这还是值得称道的。不过，我们永远不要外国军队在自己的国土上作战，永远不要忘记日本军国主义给我们造成的灾难，我们任何时候都要警惕外来势力的欺负和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