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关于各阶级参加五四运动的问题
    传统观点认为工人阶级以独立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对五四运动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显示了工人阶级的独立的阶级意识和伟大力量，这一判断完全成立，但其论证却包含三个误区：
    其一，认为工人罢工完全是自主自动搞起来的，没有学生或其他力量的动员组织，相反，倒是工人拒绝学生和商界人物劝阻的结果。这个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它割裂了工人参加五四运动与学生运动、社会各界爱国情绪的互动关系，无视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主义宣传对整个社会包括工人群众的直接间接的启蒙作用，无视学生对社会、工界直接进行的爱国主义宣传动员工作的积极效果，无视学生作为先锋队冲在运动的前头对工人群众的带动影响鼓舞作用。似乎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宣传工作与工人的思想觉悟无关，学生英勇斗争和演说鼓动没有触及工人；没有新文化运动的民主启蒙，没有学生的罢课游行、宣传动员，工人也会罢工。这种逻辑是对新文化运动和学生爱国运动的否定。当然，工人阶级参加运动是自愿的，工人自发地组织起来举行罢工是有爱国觉悟的表现，也确实有少数学生、商人劝阻的事例，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工人罢工也是由于学生的宣传鼓动。如北京学生联合会会长段锡朋于1919年6月2日在上海学联大会上主张“吾辈必竭诚劝告商工界，使与吾人主张一致。”[5]此前于5月31日上海工商学各界追悼郭钦光大会上，天津学生代表张阳先发言主张发动罢课，同时发动罢市罢工，争取学商工各界联合斗争[6]。 尽管学生没有深入到工人中具体地组织罢工，但工人以罢工形式参加运动却离不开学生的号召。劝阻工人罢工，担心由此造成社会动乱，并不是学、商群众的主要的普遍的意向。从总体上说，学生是支持欢迎工人参加运动的，不能说广大学生、商人反对工人参加爱国运动。所以，工人罢工是由自己的爱国觉悟和学生的宣传鼓动两方面起作用的结果。认为工人罢工完全是工人自发搞起来的，与学生运动、商界斗争无关是不对的。
    其二，认为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表现出了完全独立的阶级意志和政治行动，这个说法夸大了工人群众的觉悟程度和行动的独立程度。实际上，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表现出的主要是爱国精神、民族意识。独立的阶级意识仅仅是萌芽，工人的自我意识严格说来是职业性的，仍属于一种国民意识和市民意识。如上海求新机器厂工人罢工，就出于“吾国外交失败，国势颠危，凡属国民同深愤激，是以学界罢课，奔走呼号，商界罢市，哀求挽救。吾工界中人，同此热血，同此天良，际此时期，奚忍坐视。”[7]由于十月革命的情况尚未被中国人了解清楚， 对工人阶级的影响颇为有限，初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上海廖廖无几，同工人群众联系不多；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范围不广，不可能深入到工人队伍中去，工人阶级处于从自在向自为转变的准备时期，很难设想工人阶级此时会有明确的真正独立的阶级意识、阶级自觉。工人群众提出的行动目标、口号、纲领基本上是对学界商界的重复和响应，如惩办卖国贼，释放被捕学生等，便是明证。工人群众既然没有完全独立的阶级意识，自然不能依据自己独立的阶级意识决定自己的斗争目标、行动纲领，不能领导、决定运动的兴起和走向，在行动上便只能是学界商界的追随者。工人参加运动在时间上大大落后于学界，也稍落后于商界。工人罢工是对罢课和罢市的追随和响应，是学生、商人的同盟军和支援力量。如上海罢市在“六三”前已有发生，罢工则在“六三”以后。其他城市也是先罢市后罢工。当学界商界因斗争目标基本实现而陆续复课、开市之后，工人随之停止罢工。
    其三，认为工人罢工对五四运动的结局起决定作用。这个论断也存在问题。工人罢工是五四爱国运动的组成部分，是群众斗争的主要形式之一，对五四运动的胜利有重要作用，但不能说只有工人阶级参加运动举行罢工才起决定作用，不能抛开罢课、罢市、罢工（以下简称“三罢”）的合力来孤立地谈罢工的作用，把其他阶级、社会力量的斗争看得无足轻重。五四运动的结局是由参加运动的各阶级各种社会力量的集合，尤其是由“三罢”的整体行动决定的，不是由哪一阶级哪一种社会力量哪一种行动方式单独决定的。如果没有其他社会力量的斗争并与工人罢工同时起作用，工人罢工不能单独决定运动的结局。即使说罢工有决定作用，那也是作为运动的组成部分而起的，不能不加限定地肯定罢工的决定作用。我们不能低估罢工的重大作用和影响，但也不能估计过高。否则，组织性自觉性远高于五四运动“六三”罢工的“二七”罢工的失败就不好解释了。“二七”罢工失败教训之一就是工人阶级不能单独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必须联合其他阶级共同奋斗。有人为了论证工人罢工的决定作用，举例说北洋军阀政府害怕工人罢工才妥协让步使运动达到目标。其实北洋政府的妥协是因为全民参加运动和“三罢”的整体威力，是因为工人罢工状大了运动力量，扩展了运动范围，并非是单单害怕工人阶级和罢工斗争。
    与抬高工人群众的自觉和作用相联系的是，贬低商界罢市的作用，贬低民族资产阶级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觉悟。传统观点认为商人、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罢市斗争是由于学生的动员，是在内外压力下被迫实现的，并非出于自觉自愿。这实际上否认了广大商人、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爱国运动的自觉性，无视他们组织罢市的自主性、积极性，无视他们在运动中表现的良好的斗争精神及其付出的重大牺牲。比较而言，商界不象学生和工人那样义无反顾，他们投入罢市固然是由于学生的呼吁动员，是对学生运动的响应支持，同时也出于他们的民族觉悟爱国热情。广大商人、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商界上层人物，他们举行罢市，推动运动走向高潮，是他们爱国精神的表现，并非是由于被迫和压力。还应指出，商人、民族资产阶级在文化知识信息反应上强于工人阶级，对学生爱国行动的理解同情也早于工人阶级，他们投入爱国运动落后于学生，却略先于工人阶级。他们与工人阶级一样作为学生的同盟军、声援者参加运动，共同成为五四运动高潮的基本力量。商界罢市对工人罢工还有一定的带动促进作用，罢市与罢工一定程度上有因果连锁关系，如上海电车工人的罢工，“鉴于本埠南北市各商店热心罢市，挽救北京学生，故亦提议罢市（工），以取一致行动。”[8]罢工到何时呢？码头工人回答， “一俟商店复市，他们即行复工。”[9] 从整个运动尤其是几个大城市来看，罢市的规模大于罢工，罢市的组织性强于罢工，罢市是同盟性的，几乎全体商人参加，罢工是连锁性的，部分工人参加。如上海产业工人20万，罢工仅6.7万，商界则是全体罢市，由商会组织。 商人罢市的积极性不亚于工人，罢市的作用也不亚于罢工。如果说罢工起决定作用，那么罢市起同样作用。如天津两次罢市，未罢工，罢市对运动起了直接作用，罢工虽有迹象而未成现实，仅起威胁作用。天津总商会致电北京政府建议罢免国贼，以安抚天津市民并阻止罢工发生。可见，罢工是作为运动的一部分起作用，罢工有决定性，罢市亦然。如果片面强调工人的自觉而无视商人的自觉，强调罢工的作用而轻视罢市的作用，强调学生对商人的影响而否认学生对工人的影响，实在有欠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