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关于五四运动的领导权与思想基础问题 传统观点认为五四运动的领导权属于初步共产主义者,否认其他社会力量的领导和指导,这种观点盛行于极左年代,与抬高初步共产主义者的思想水平和作用直接相关。近年来的研究否定了这种过于偏执的观点,但又出现新的分歧。有人认为五四运动是自发进行的,没有统一的共同接受的领导。有人认为除初步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之外,还有国民党人、立宪派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运动的领导,至于他们在领导权上的主次地位及其对运动性质的影响则未予明确回答。笔者以为,从整体上看,五四运动是自发的,没有统一的领导,但就运动在各地、各阶级、各层面来看,则不能说运动全无领导,完全是自发的。如蔡元培、林长民对北京学运的诱发,邵力子对上海学运的鼓励,学界对商界罢市的呼吁,就是领导的一种表现。学生联合会对学运,商会对罢市也有一定的领导作用,这种领导是有组织地进行的。再如毛泽东在长沙,恽代英在武汉,周恩来在天津,都领导了当地的群众运动。另外,不同的政治派别及其代表人物通过召集会议、发表讲话、办报刊、出传单、发表文章,向社会提出各自的口号纲领,宣传自己的看法主张,力图影响运动的发展,这也是一种形式的领导。可见,五四运动在自发当中有某种自觉领导。从领导力量的成分看,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人物占多数,居主导地位。在上海,国民党人、商会要人、激进学生领袖对运动有很大影响。在北京,陈独秀(激进民主主义者)、李大钊(初步共产主义者)、胡适(自由主义者)对学生、对运动都有领导或影响,而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毛泽东语)。其他地方的领导者如毛泽东、恽代英、周恩来在当时还不是初步共产主义者。可见,初步共产主义者只是参加了领导,但领导的力度、范围很有限,远未取得运动的主要领导权。这并不奇怪,领导权的取得和转移是一件大事,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这既需要客观条件,也需要主观努力。初步共产主义者在当时刚刚产生,人数不多,思想也不成熟,无力左右运动的发展方向,领导整个运动。 五四运动的思想基础是什么?以往根据毛泽东关于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发生的论断来理解这个问题,认为十月革命送来的布尔什维主义、社会主义是五四运动的主要思想基础,前期新文化运动宣传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是次要的。新的研究校正了这一偏颇,强调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是五四运动的主要思想基础,但对俄国革命对五四运动的影响的具体性质缺乏细致分析,对新文化运动与十月革命影响五四运动的具体情形缺乏比较。五四运动期间,一方面苏俄的真相开始显露,另一方面对苏俄革命的误解还未完全消除。大多数人是从革命的手段、范围、激烈程度等外在方面、从民主主义的角度去理解十月革命和苏俄政权,称其为劳农政权,推翻资本家贵族统治,实行“经济的德谟克拉西”等。也有一些人认识到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但由于受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很少有人上升到科学社会主义的高度去认识十月革命。他们欢呼十月革命,主要是从争取人民权利、进行社会改造,实现经济平等的理想社会出发的。因为“贫富一般齐”的社会革命非中国当务之急,所以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影响是有限的,其民主主义的影响是主要的。 十月革命构成五四运动的重要国际背景,新文化运动则构成国内的思想背景。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之前基本上是旧民主主义性质,它直接准备了五四运动的思想基础: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十月革命的崭新性质及其引发的世界革命潮流,揭示了时代发展的新方向新趋势,鼓舞着人们掀起革命运动、追赶时代潮流,它准备了五四运动的又一思想基础。比较而言,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更为直接、具体、深刻,是主要的方面;十月革命离中国似乎很遥远陌生,其影响比较间接、模糊,是次要方面。虽然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并向新的阶段--后期新文化运动演进,十月革命的影响逐渐增强,当其成为主要思想基础时,已是五四运动高潮之后的事情了。 成绩总是与阙误相伴而行。五四运动研究中存在的这些误区妨碍研究的深入,有必要加以厘正,以利五四运动研究取得新的进展。 注释: [1]《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70 年版, 第1359 -1360页。 [2]参见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 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页; 李其驹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26页。 [3]《红旗》,1981年第14期。 [4]参见拙文《五四运动前并未出现大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 《辽宁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5]《新闻报》1919年6月3日。 [6]参见《五四爱国运动》(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年版,第265页。 [7]《新闻报》1919年6月7日。 [8]《时报》1919年6月7日。 [9]《大陆报》1919年6月12日,转引自《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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