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对美国文化的形成具有关键意义的另一声势浩大的思想运动就是大觉醒。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认为，大觉醒堪称“第一次重要的跨殖民地的心灵与精神危机”；〔12〕在此之前，北美殖民地历史上没有任何事件在规模和影响上可以与之匹敌。
    18世纪，在北美殖民地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所产生的一系列变化交汇在一起，终于导致了大觉醒的爆发。18世纪早期的北美殖民地基本上是新教文化一统天下。在新英格兰有清教徒或公理会教友；在纽约和南部有英国圣公会教徒；在沿大西洋中部及内陆地区则散布着路德教教友、长老会教徒、浸礼会教徒、贵格会教徒，等等。但是，实际情况是殖民地大多数居民根本不上教堂。原因很简单，许多地方根本无法找到牧师和教堂。一方面，商业加速发展，土地紧缺与机会并存，移民成份空前复杂，人口急剧增长；另一方面，第一代移民衷心崇奉的信念已失去活力，沦为教条；教士们为巩固宗教组织而进行的努力大多无果而终。令教士们更为失望的是民众中日益普遍的宗教冷漠，这部分应归咎于与日俱增的物质主义倾向，同时与启蒙所提倡的理性主义当然也不无关系。正如当时一位宗教人士所叹息的：“上帝的精神似乎在可怕地萎缩。”到18世纪30年代，受经过宗教改革的旧大陆虔诚主义的影响，北美殖民地的牧师们断定他们的宗教信仰正受到市俗力量的腐蚀。他们相信，通向拯救的唯一道路就是使人们在心灵深处获得一种皈依的体验。在此情形下，“当坦南特的闪电照彻天宇，当怀特菲尔德的惊雷震撼大地，一场暴风雨爆发了，而它--在许多人看来--将永远地改变美国社会。”〔13〕新英格兰的大觉醒始于马萨诸塞的诺桑普顿。1734年，一位名叫乔纳森·爱德华兹的年轻牧师在这里开始了宣讲“因信称义”的系列布道。他的演说不仅充满激情，而且论证严密，因而大获成功。这使他成为大觉醒的最重要的宗教思想家和实践家之一。他在给波士顿友人的信中这样描述他所在教区大觉醒情景：“本镇从未如此充满了爱，充满了欢乐，也从未如近来这般充满了沮丧……在这半年的时间里我看到了我生平从未见过的‘热爱敌人’的基督精神如此发扬光大”。〔14〕此种焕然一新的宗教激情很快传到邻镇及新英格兰的其他地区。到1744年，英格兰以及中部殖民地的大觉醒渐成强弩之末。但是在弗吉尼亚，虽然起初人们对大觉醒仅有微弱的感受，但随后掀起的宗教热情持久不衰；长老会的“新光”派在50年代影响日增，而福音派随着60年代浸礼会的兴起进一步发展壮大。
    如果说理性是启蒙的催化剂， 那么虔诚就是大觉醒的号角。 早在1721年，弗里林海森牧师就在他的布道中公开谴责对上帝的“亵渎”。他指出：“早先的虔诚表现为对神圣上帝的无限爱慕和谨慎。”“可如今，我们离早期教会的纯洁已何啻千万里！唉，我们还在一天天越滑越远！”他严厉责问他的听众道：“亲爱的听众，你们曾坐到主的餐桌边，你们可知道未皈依者不得接近？那么你们是否小心翼翼地审问自己是否获得新生？”他要求听众牢记：“尽管在道德上和表面上服从宗教，如果依然不能得到再生，没有宗教的精神生活，你就不能得到接近神圣餐桌的保证。”至关重要的是“真正的忏悔，真诚的持有信仰，以及使人获得新生的皈依”。显然，在弗里林海森看来，虔诚乃通向皈依和信仰的唯一大道。〔15〕大觉醒运动最活跃的领袖人物有怀特菲尔德、坦南特以及达文波特（James Daveport）等。事实上，怀特菲尔德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于“不加赞美地提到他的名字将是危险的”。〔16〕当然，他们的布道也遇到正统教士的冷嘲热讽。查尔斯·昌西（Charles Chauncy ）可谓大觉醒运动最激烈的反对者。然而，1742年他给一位苏格兰牧师的信却为后人留下了关于大觉醒运动实际情形的珍贵记述。布道通常在一个济济一堂的大厅举行；布道者在进行布道时，“声调狂放至极，动作暴烈至极，而语言之恐怖更是登峰造极”，〔17〕直到所有的听众情不自禁地进入迷狂状态，禁不住呻吟、跺脚、尖叫乃至摸爬滚打起来。昌西认为，所有这些“过激行为与走火入魔”“不过是一种激情的发作”。〔18〕的确，不论在何种意义上，大觉醒都算得上是一场情感或激情的运动。就连启蒙理性的榜样人物富兰克林也被这种布道感动得掏出身上最后一个铜板。在大觉醒的组织者看来，这种激情正是虔诚的表现，而虔诚将通向皈依。爱德华兹在《什么是真正的宗教？》一文中明确指出，“在很大程度上，真正的宗教应基于神圣的爱。”按照爱德华兹的理解，这种“爱”不只是情感、激情，甚或意愿；从本质上看，它使人摆脱中立或赞同，促使其倾心拥抱或排斥某种精神的、超自然的和神圣的东西，它“基于对上帝的理解，对上帝的爱，以及源于上帝的欢乐”。〔19〕换言之，真正的宗教即虔诚。但值得注意的是，爱德华兹曾就读于耶鲁大学，对洛克进行过大量研究。他发现读洛克的论文其乐无穷，简直“胜过最贪婪的守财奴从某个新发现的宝库抓起大把大把的金银财宝时所得到的欢乐”。〔20〕对爱德华兹来说，宗教与科学，虔诚与理性并不冲突，它们可以和谐相处。
    大觉醒对虔诚的强调同启蒙运动对理性的强调一样，对美国革命和美国文化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首先，对虔诚的强调使个人在宗教事务中的选择决断内在化，这与启蒙所追求的自由不谋而合。17世纪的北美殖民地是一个更重视公共生活的社会，人们很少想像自己要脱离所属的更大的集体--家庭、教会或城镇。然而，18世纪的大觉醒运动异军突起，它通过与个人的直接交流，粉碎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和谐和秩序。它鼓动其追随者为了上帝要自己作出抉择，一旦选择便应义无反顾，不必去考虑自己行为对大社会的影响。这就给人际关系中注入了一种崭新的机制。
    坦南特在一次布道中高声呼唤：“所有耶稣的追随者，都站起来，为了上帝向一切反对者挑战：谁站在上帝一边？谁？”〔21〕芬尼（S-amuel Finley）的布道同样爱憎分明：“我视宗教事务中的一切中立者为敌人。去你的谨小慎微！要么追随上帝，要么滚蛋。凡是事实上不赞同我们的就是反对我们……”〔22〕就这样，教民们被鼓动去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尽管“你的邻居向你咆哮，向你抱怨”。〔23〕在此，我们看到了一种全新的充满敌意的个人主义精神，而这正是大觉醒的极端表现之一。1742年在给一位苏格兰牧师的信中，大觉醒的一位强有力的反对者昌西对正在形成中的美国式个人主义的一个重要侧面作了生动描述：“无论何处，此运动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使人们变得神高气傲，不可一世；对邻居，对亲友，哪怕是最亲近的人，特别是对牧师，更是万般挑剔，毫无慈爱之心；呜呼，他们又何尝不是这般对待所有与他们不同，与他们思想、行为不符的人。”〔24〕昌西的抱怨并不算太言过其实。事实上，最激进的“新光”派甚至拒绝承认任何意义上的共同体，主张“每一个体特立独行的绝对必要性……似乎世上再无他人存在”。〔25〕就这样，大觉醒催化了北美殖民地价值观念的变迁。尤其是对于普通民众，大觉醒的兴奋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埋下了自我价值和思想自由的种子。人们在宗教生活中意识到自我的新责任，并开始怀疑所有外在的教条和权威。正如美国当代着名宗教思想家阿尔斯特罗姆（Sydney E. Ahlstrom）所指出的：“大觉醒在其所到之处以同样的方式，很可能促使了各行各业的人们敢于对抗，敢于批评那些自以为是的达官贵人，抗议对宗教自由的限制，并怀疑正统权威的既成真理。它还普遍强化了宗教改革传统--1776年时3／4的美国人的宗教遗产--，要求限制国王的意志和政府权力的专断。”〔26〕由此不难理解半个世纪后托克维尔在美国观察到的情形：“对于美国人来说，基督教的观念与自由的观念密不可分，几乎不可能使他们想像只有前者而无后者，或只有后者而无前者。”〔27〕这使托克维尔感慨不已：“在法国，我看到宗教的精神与自由的精神几乎总是背道而驰。而在美国，我发现它们亲密无间，并驾齐驱于同一片土地上。”〔28〕就这样，启蒙思想与大觉醒的精神携手并肩，共赴自由，向宗主国英国的政治与宗教权威发起了强有力的联合攻势。请听当时最有代表性的话语是弗里林海森“我宁愿死一千次，也不愿放弃宣讲真理”〔29〕以及帕特里克·亨利的“不自由，毋宁死！”此种对自由的强烈向往自然会导向对独立的追求以及独立后的社会改革运动。
    与此同时，大觉醒运动通过强调虔诚--神圣的爱、个人判断以及直觉的领悟--，把个人主义精神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在宗教领域里自然会导致“宗教分裂运动”--向传统教会权威的“精神专制”发起的公开反叛。在长老会“新光”派牧师布莱尔（Samuel Blair）看来，坚持“教会法庭拥有为所欲为的权威”，这是“一项专制的、分裂教会的原则”。〔30〕坦南特进一步据理力争：“多数团体和少数团体一样会犯错，进而滥用权力。”如果多数团体将一些只不过是“偶然的结论”当作普遍的原则强加于人，真正的基督徒便别无选择，只有“服从上帝而不是俗人”，只有“退出”。〔31〕一位新英格兰的教会分裂主义者甚至认为，上帝“在有关崇拜上帝的问题上赋予了每个人不可让与的权利，使他有权按照上帝赋予给他的理智作出自己的判断；他自己便有权向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和宗教条规的合理性提出挑战。”〔32〕这显然已预示了《独立宣言》的逻辑。大觉醒运动就这样最终促进了宗教多元化，使人们认识到所有的宗教派别具有同等的合法性；谁也无权独占真理；政教分离不仅必要，而且不可避免。其结果，分离的教会大量涌现，遍及各殖民地。正如阿尔斯托姆所指出的：“哪里有公理会教友，哪里就有可能出现具有宗教分裂主义倾向的人；哪里的现存教会坚持宽松的‘半途’（halfway）入会标准， 哪里就会出现伴随宗教复兴运动而兴起的脱教运动。”〔33〕此分裂趋势一旦推动，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一百年后，面对彼此颉颃的宗教派别纷争，美国学者沙夫（PhilipSchaff）无限感慨：“就这样我们逐渐地拥有了一大群宗教派别，其数量已很难统计，而且年复一年还在继续增加。此一分裂进程何时可望终止，这已超出了人类的预测能力。”〔34〕不仅如此，正如舒特莱夫牧师（William Shurtleff）在1745 年即已注意到的，此种“分裂精神”并不仅局限于信仰复兴运动的支持者，也不只局限于宗教领域。这种精神在随后兴起的宗教与政治分裂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当代美国学者博诺米（Patricia U.Bonomi）认为， 在某种意义上，大觉醒运动所造成的制度的瓦解和教会的分裂为18世纪60、70年代出现的政治危机的解决提供了某种“实践模式”，可视为后起的美国革命的一次“预演”。〔35〕二、知识与拯救
    启蒙运动与大觉醒运动的另一个分歧是知识与拯救。启蒙思想家们相信获取知识乃通向人类进步的唯一可靠途径，而大觉醒的倡导者们最关注的却是灵魂的拯救。无独有偶，两大运动出自不同的目的，结果却共同推进了北美殖民地教育的发展，为美国社会与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