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同志把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比作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主张相辅而行，相互促进。他对新中国教育的性质和任务，方针和政策，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进，教育工作者思想政治和业务水平的提高，青少年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等，多次提出重要的意见。他同许多文化界人士有着广泛的联系和交往。为了提高中国人民的卫生健康水平，他不仅参与领导制定发展卫生、体育事业的政策措施，而且兼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领导开展人民卫生工作。
    周恩来同志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他为统一战线的创建和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主席。他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经常倾听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爱国人士的意见，同他们平等对话，广交朋友，以诚相待。他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他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为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进行了大量基础性、开拓性的工作。他坚持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参与制定并组织实施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为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周恩来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卓有成效地领导了我们党的外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是我国外交事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他以超乎寻常的精力、才能、勇气和智慧，致力于制定和贯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领导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结束一百年来旧中国历届政府丧权辱国的外交屈辱史，为我国外交事业作出了全面的杰出的贡献。周恩来同志是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最早提出者，他还同印度、缅甸总理共同倡议把这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在繁忙的外事活动中，周恩来同志为促进世界和平，为维护社会主义中国的独立、主权和中华民族的民族尊严，为增进我国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友谊，为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为推动广泛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付出了艰辛劳动，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他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和国际友好人士的普遍尊敬。七十年代初，他协助毛泽东同志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为今天我国外交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周恩来同志杰出的外交思想、丰富的外交经验、精湛的外交艺术、坦诚的外交风格，使每一个中国人引为自豪。
    周恩来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极端复杂的特殊条件下，努力维护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运转，尽可能地减少损失，保护了一大批党的领导骨干、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一年，他协助毛泽东同志挫败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妄图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九·一三”事件后，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他身患绝症，仍顽强坚持工作，并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一起，同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都同周恩来同志的辛勤工作分不开。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决策，周恩来同志促成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召开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主持召开四届人大重申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任命邓小平同志为副总理，促成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常务工作和代行总理职权。这不仅深深地影响了当时中国的政局，而且为未来中国的健康发展准备了条件。
    周恩来同志从一九二七年起就是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他经历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参与了党中央各个历史时期几乎所有重大决策的制定和组织实施。可以说，周恩来同志半个多世纪奋斗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缩影，是新中国孕育、诞生、成长和取得崇高国际威望的历史的一个缩影。
    周恩来同志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善于发现和总结人民群众历史创造活动中的新鲜经验，善于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和世界文明中吸取智慧。他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统一战线、文化教育和党的建设等领域都有理论建树，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对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提出了许多今天仍有重要启示作用的思想理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