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墨学的学术往还
    梁启超与胡适20年代曾唱过多次“对台戏”，但多以学术讨论的方式进行。区别于康有为、严复等由新趋旧的同辈学者，梁能以少年之心态追赶时代潮流，因而在“五四”时代的文化学术界仍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他与胡适之间的学术论争，不能简单地视作新旧之争。
    在学术研究领域，梁启超与胡适是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的。胡适治墨能后来居上，梁实有启导之功。胡适坦言：“梁先生在差不多20年前就提倡墨家的学说了，他在《新民丛报》里曾有许多关于墨学的文章，在当时曾引起许多人对于墨学的新兴趣，我自己便是那许多人中的一个”（注：《梁任公〈墨经校释〉序》，《胡适文存》二集卷一。）。此即是说，胡适治墨的动力和兴趣，最初是源自梁启超的，正是在梁研究热情和研究示范的激励下，胡适日研日进，终于能与梁氏并驾齐驱，双双成为近代墨学泰斗。
    1918年11月20日，既入墨学奥堂的胡适颇感材料缺乏之苦，遂敦请好友徐振飞牵线搭桥，并亲自致书梁启超以寻求帮助。信中写道：“秋初晤徐振飞先生，知拙著《墨家哲学》颇蒙先生嘉许，徐先生并言先生有墨学材料甚多，愿出以见示。适近作《墨辨新估》，尚未脱稿，极思一见先生所集材料，……适后日将来天津南开学校演说，拟留津一日，甚思假（借）此机会趋谒先生，一以慰生平渴思之怀，一以便面承先生关于墨学之教诲，倘蒙赐观所集墨学材料，尤所感谢”（注：《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72页。）。 这是一封异常珍贵的信件，它至少向我们透露了以下信息：第一，告知了中国近代史上声名显赫的两代学者初次见面的准确时间；第二，胡梁以墨学为媒介而相识相交，是典型的以文会友；第三，梁对胡著推崇有加，主动表示愿出示墨学材料，供胡适参考以作进一步研究，奖掖后学之意甚殷，绝无资料垄断的陋习；第四，表达了对老辈学者应有的敬重和渴慕之情。两人初次面谈的情况虽不得而知，但可以推想大致不离墨学的讨论，在讨论中享受着“共学之乐”，建立了学术友谊。
    胡梁相识相交后，学术上的往还开始频繁起来。梁启超曾在北大公开讲演，批评胡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但对其中极具特色的墨学部分却高度推崇，指出该书“讲墨子荀子最好”；“书中讲的名学，无处不好”；“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讲墨子、别墨“都是好极了，我除了赞叹之外，几乎没有别的说”（注：《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对他的《小取篇新诂》也表示“虽意见不能尽同，然独到处殊多可佩”（注：《复胡适之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八》。），还把此篇列入《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墨学部分中。梁后来整理出版了《墨经校释》和《墨子学案》两书，不能不说是胡著催发出来的，后书第七章“墨家之论理学及其他科学”更是吸收借鉴了许多胡适的研究成果，而前书的出版又反过来成为胡适续作《墨辨新诂》的动力。两人互相批评、互相激发，共同推动了墨学研究的繁荣，为弘扬祖国古代文化的优秀遗产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梁启超与胡适关于墨学的讨论，既有相互肯定、相互鼓励的一面，更有相互批评与商榷的一面，这在现代墨学发展史上是有意义的。在墨学兴衰的原因分析、墨子生卒年代、墨学流派的考证方面，胡适充分发挥他清代正统派考据学殿军的特长，作了大量的严谨考证和开拓性的梳理工作，多有创见，但并非没有可指摘处。梁启超当时就指出，胡适所说的诸子产生的原因，“可算得几千年来中国通有的现象”，其“墨学消灭的三种原因还不甚对”；胡适对墨子年代的考订虽有卓识，惜仍“失之太前”；称后期墨家为“别墨”，是误解了“别墨”二字的含义，认《墨经》六篇同出一人之手，把它从墨子手上剥夺了，全部送给惠施、公孙龙辈乃是“根本致误处”。梁说：“别者，非正统之谓，乃墨者互贬之辞”，胡适断言《墨经》六篇皆非墨子所作的四条理由无一确当，“《大取》《小取》既不名经，自是后世墨者所记；……《经上》必为墨子自著无疑；《经下》或墨子自著，或禽滑厘、孟胜诸贤补续；……《经说》固大半传述墨子口说，然既非墨子手著，自不能谓其言悉皆墨子之意，后学引申增益，例所宜有”（注：参见梁启超《墨子年代考》、《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读墨经余记》等篇。）。以上几点批评，均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据，澄清了墨学中的许多是非，虽不中亦不远矣，故多为后人沿用。
    反之，胡适虽欲就《墨辩》的时代和著者这一分歧点上有所辨正，只因双方“立脚点”有根本不同之处，无奈中选择了“虽辩之万言，亦终无合同之日，似不如各存一说以供读者之自择”的解决办法（注：《答梁启超书》，《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13页。）。他主要对梁氏治古学的方法提出了批评。 梁启超校释《墨经》遵循这样一条公例：“凡《经说》每条之首一字，必牒举所说《经》文此条之首一字以为标题，此字在《经》文中可以与下文连续成句，在《经说》文中，决不许与下文连续成句”（注：《读墨经余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八》第4页。）。 这条公例确实有助于校勘、解释《墨经》，梁据此在《墨经》的注解上提出了不少独到见解。胡适对其功用也是相当承认的，并表示将来校改《墨辨新诂》时当参用此法。但他认为梁氏牒经标题公例定得“太狭窄”、太严格了，若拘泥此法，必生流弊。由于梁氏怀疑“今本之《经》及《经说》皆非尽原文，必有为后人附加者”，遂根据自己的臆测，大段大段地删除《经》《说》原文。对此，胡适批评说：“这种大胆的删削与心理的揣测，依校勘学的方法看来，似乎有点牵强”（注：《梁任公〈墨经校释〉序》，《胡适文存》二集卷一。）。这一批评是十分中肯且击中要害的。梁胡二人研究国学时均喜“大胆的假设”，相对而言，胡氏方法更为精密，且极注重“小心的求证”的工夫，少有大误，梁氏则旧学气稍重，难免主观随意、穿凿附会之病。他们在墨学研究中时有歧见，也谈不上完美无缺，但各自作出的成绩与贡献为学界所公认。他们关于墨学的讨论，为墨学的进一步发展埋下了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