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
    文化的对立产生矛盾、斗争，而一旦到了文明的程度，就必然产生冲突。冲突的解决有时是暴力的，有时是非暴力的，这取决于冲突中文明的性质。
    在西方文明中，最早诞生的一神教是犹太教，距今有近三千年的历史。这是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犹太教诞生的一千年后，脱胎于犹太教的基督教在遭受了犹太教的早期迫害和长达三百多年的罗马帝国的压迫后，终于在公元392年被罗马皇帝提奥多西宣布为国教，并逐步确定了其在西方世界的独尊地位。
    相对来说，伊斯兰教是一个年轻的宗教。在穆罕默德出生的公元570年之前，整个阿拉伯半岛还是一个松散的游牧部落民族居住地，处于早期多神宗教信仰中。穆罕默德在早年经商时游历了地中海东岸各地，接触到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文化。在他40岁时成功地创立了伊斯兰教，并继而建立了阿拉伯帝国。他的继承者又把这个宗教帝国的版图迅速地扩展到阿拉伯半岛及西班牙、北非、印度和东亚的大片领土，一个庞大的伊斯兰帝国就这样诞生了。
    在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三个一神教先后诞生，同时并存。一神信仰的本质特征就是把自己在精神上皈依于唯一的万能的创造了万物的神。这种唯一性就决定了排他性，视一切异己信仰者为异教徒，成为仇恨的对象。而这种仇恨会因为各种原因爆发为战火和屠杀。
    不同的一神教，如果在地理上能互相隔离，在经济利益上互不交叉，那么，它们之间还可以相安无事。问题是这几个宗教从一开始就结下仇怨，都把位于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当做自己的宗教圣地。这种冲突终于导致了长达200年（1095年-1291年），多达十次的十字军东征。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真正的宗教战争，造成几百万人的死亡，圣城被多次血洗，一命不留，片瓦无存。
    十字军东征的结束，伴随着西方的文艺复兴和黑暗的中世纪的终结。之后的地理大发现，又使西方基督教找到了自己向更大的地理空间布道传教的机会，也为后来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找到了市场和殖民目的地。在随后的几百年，西方基督教经过新教改革使整个西方文化从理性走向科学，从科学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并把这种新文化作为普世价值推向世界。 西方基督教文明在自身的人权、自由、平等等价值观方面采取开放进取的同时，似乎也采取了对异教的宽容态度。
    然而，在西方文明的整体列车上，伊斯兰教的部分地区并没有得到同步发展，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仍处于极端贫困状态，从而为伊斯兰教的极端主义提供了滋生的土壤。这便是造成西方文明内部新形势下文明冲突的死结。“80年代和90年代，穆斯林和基督教社会的相互容忍急剧下降。”9·11事件就是这种冲突的必然结果。十年过去了，问题并未解决。这期间，我们看到了西方文明为应对这种战争而出现的文化倒退。
    汤因比的预言
    西方文明内部的这种冲突，早在1973年就被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先生预见到了。他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明确指出：当人类进入到20世纪中期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重要的变化：（1）科学的进步把世界拉入了一个统一的大市场；（2）核技术的利用，尤其是核武器的出现，使人类面临严重的威胁；（3）世界的资源走向枯竭；（4）环境受到严重污染。这四大变化使人类进入一个不可逆的全球化时代，进入一个命运与共的境地。这时候，人类面临一个选择：“要么一个世界，要么全体毁灭。”
    显然，世界需要大一统，大一统的政治文化。但这种大一统不是要通过消灭异己来实现的，而是要通过接纳、容纳异己，形成一个多元共存、和平共处的局面。而这种宽容和多元共存的文化精神，在西方一神教文化基础中并不存在。这就是西方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不可摆脱的困境。
    根据汤因比的推理，能适应新世界的文化只能来自于东方，能适应新形势的宗教只能是佛教，能为人类在新世纪寻找到新的文化起点的基础只能在中国，并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人。
    他说：“如果要使被西方搅乱的人类生活重新稳定下来，如果要使西方的活力柔和一些，成为人类生活中依然活跃但不具破坏性的力量，我们就必须在西方以外寻找这种新运动的发起者。如果将来在中国产生出这些发起者，并不出乎意料之外。”
    他还说：“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这个礼物应该是现代西方的活力和传统中国的稳定二者恰当的结合体。中国姗姗来迟的而又风险极大的社会试验究竟会产生什么结果，依然取决于非西方的神灵。”
    汤因比为什么要将希望之光指向东方的中国，并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呢？
    他的解释是：“超工业化的西方生活方式和中国的生活方式都潜伏着自我毁灭的因素。西方方式是爆炸型的，中国方式--传统的中国方式--是固化型的。但是，这两种方式也都提供了让人们安居乐业所必不可少的东西。爆炸型的西方方式是充满活力的，固化型的中国方式是稳定的。根据历史上类似的发展情况看，西方目前的优势很有可能被一种混合而统一的文化所取代，那么西方的活力就很有可能与中国的稳定恰当地结合起来，从而产生一种适用于全人类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将不仅使人类得以继续生存，而且还能保证人类的幸福安宁。”
    想象一下在1973年，中国刚刚同西方接触，汤因比就指出这一前景。它决不是一种无端的猜测，它是对33种人类文明7000年历史综合考察的结果。同样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他幷没有将这种希望指向当时的苏联和苏联共产党，原因就在于苏联在文化上仍属于西方文明圈，在宗教上属于基督教的东正教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