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伯族本是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的民族，其族源问题曾存在争议，目前已基本达成一致，认为鲜卑族为锡伯族的祖先。
    公元1764年，锡伯族等民族开始了一项伟大的事业，被后世称作“大西迁”。大西迁的结束，改变了我国民族的版图分布，从此锡伯族、达斡尔族等民族从东北来到西北。
    这次西迁，至今都是新疆锡伯族的一段佳话。每年四月十八日，察布查尔县都举行西迁节，缅怀先人，纪念这场对本民族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记者到达该县时，还看到宣传语中发扬大西迁精神的要素。对于这次大迁徙，普通民众都有世代相传的记忆。
    伊犁重要的战略地位，在清朝平定大小和卓判乱之后得到清楚明确的认识。伊犁将军明瑞上奏提出从盛京（今沈阳）调遣锡伯兵丁到伊犁驻防。经过廷议，清中央政府确定了锡伯族军民前去伊犁并且根据长远利益“携眷遣往”。学者认为，这一决定对锡伯族本身和伊犁地区均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
    盛京将军舍图肯接到谕旨之后，随即确定了官兵的选择标准和抽选的具体村镇：只抽取20-40岁身强体壮、马背技艺谙练、善于狩猎者，抽调人选来自15处。
    关于锡伯军民人数，在学术界曾有争议。《新疆简史》中记载：“总计官员10名，兵丁1000名，连同眷属3275人。这3275人是官方正式注册数。”而最终实际抵达伊犁的官兵和眷属数为4030余人。
    军民分为两队出发，分别为1675人和1600人。第一队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四月初启程，第二队于同年四月十八日在沈阳锡伯族家庙“太平寺”与沈阳同胞聚会、吃离别饭后，于次日出发。四月十八日遂成锡伯族西迁纪念日。
    锡伯族民族史诗《西迁之歌》是记叙这场西迁的长诗，有1500余行，其锡伯语文本在新疆锡伯族地区流传。这首长诗又称《迁徙歌》、《戍边歌》、《离别歌》等。自西迁戍边屯垦之时起，就由锡伯族民间艺人演唱，后不断丰富。20世纪50年代，锡伯族诗人管兴才在民间材料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形成了今天的史诗。
    “三千余名锡伯人啊离乡背井/可奈何强忍心中的悲泣/吞悲饮泪套上古老的木轮牛车/忧悒恍惚离别丰美的故地/高陡的山路崎岖难行/健壮的老牛急喘粗气/鞭梢系过多少山头的白云/摘下来抒写怀念故乡的诗句/赶车的吆喝声有气无力/跟车的人迈着蹒跚的步履/催使的鞭子抽得皮开肉绽/一路青草涂染斑斑血迹。”这首长诗描述了锡伯族大西迁时骨肉分离、艰难困苦的场景，讴歌了锡伯族义无反顾的大西迁精神。
    大西迁的路线，是经过我国东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然后到达新疆的。1765年，经过一年多的艰辛劳顿，锡伯族军民到达伊犁绥定城，在此建立了18座卡伦（即戍所）。起初，西迁的锡伯族编为6个旗，乾隆三十二年，又增编了2个旗，组成了锡伯营的8个牛录。今日的察布查尔县8个乡，就脱胎于8个牛录。
    今天，在新疆锡伯族的寺庙，仍能够看到展示大西迁路线的地图。锡伯族人能够讲出所经的重要地点和过程。大西迁深深沉淀到新疆锡伯族的民族记忆当中。
    锡伯族到达伊犁之后，开始并没有居住在察布查尔县，后来才移居到这里。先是有锡伯营，采用八旗组织。锡伯族军民到此后不辱使命，辛勤屯垦，又参与了平定张格尔叛乱并且生擒张格尔等战事，维护了祖国疆土的统一和边疆稳定。
    新疆的锡伯营又成为了解散最晚的一个八旗编制，它并没有随辛亥革命、清政府结束统治而解散，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态，直到1938年才宣告结束。而今天，西迁英雄的子女们携着民族的文化和记忆生活在西北边疆，继续用双手和智慧，为边疆发展贡献力量。
    由焦建成作词、腾格尔演唱的《家庙的烛光》，在察布查尔县流传。歌曲唱道，在你离别的早上，浓雾在村边的丛林迷蒙，家庙的烛光摇曳着告别的身影，泪水伴着初春的雨滴流淌。戍守卡伦的目光，闪烁着军人的期待，千里巡逻的脚步回荡着无畏的雄壮。鲜卑后裔的故事，在漫漫岁月中沉浮，锡伯民族西迁的历史，在中华大地上传唱。一曲唱下来，令人备感苍凉和豪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