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信息丰富，引人入胜。治史者都有一个体会，非学者型的人物评传好写，学者型的人物评传难写。因为学者型的历史人物，他们思想、言论、著述往往涉及某一个或多个相关的学科的专业知识、理论体系、发展状况及特点等。这就要求评传的作者也必须对传主的学问专长有相当的熟悉、研究和把握，方能对其做出准确的评析。
    薛福成出身书香门第，家学渊源深厚，儒学根基绵远，又钻研经世实学，追随曾、李，旁及各家，出使国外，更是见多识广，举凡天文地理、经济、社会，甚至连艺术、医药卫生均有涉及，其学问的渊博，自然不同一般。这就为撰写他的评传带来极高的难度，对《评传》作者的学养、知识结构提出相当高的要求。通读《评传》，我们可以感到丁凤麟先生不仅对薛福成的渊博学问、学术思想、著作有相当好的把握和独到的研究，而且对同时代思想家、学术流派亦十分熟悉。评述中举凡所及，上溯先秦诸子、历代学人、旁及中外，作者引征生发，收缩自如。这就使本书包容了丰富的学术信息量，使读者获得多方面的知识享受。例如写薛氏登临泰山作《登泰山记》，不仅联系到孔夫子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千古绝响，而且引出桐城派大师姚鼐的《登泰山记》不朽名篇。写薛氏朝觐光绪帝呈献《使西纪程》，对郭嵩焘的地位与贡献作了精当的介绍。写薛福成接受西方的天文科学知识，对中国古老的“天圆地方说”提出怀疑时，旁征博引，介绍多种相关学说，从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家提出的元气本体论，到西方天文学家研究的丰硕成果；从远古地理典籍《释典》，到明代来华传教士呈献的《西洋图说》，乃至近代魏源、王韬的地理著作，有详有略，紧紧围绕传主的论题次第展开，疏密有致。这些丰富的信息知识，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如夜观天象，但见繁星点点错落其间，有满目生辉之感。
    全书在记述评价薛氏一生活动、思想著述的过程中，均穿插有简练准确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复杂人际关系的介绍。使读者阅读《评传》时，即使不熟悉中国近代历史，就能对薛福成所处的社会大环境有大致的印象。这种简练的背景介绍，亦显示了作者的功力学养和研究近代史新（心）得。如写薛福成的少年时代，既介绍了鸦片战争后，清王朝的江河日下，也写了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对之施以武器的批判”所带来的尴尬；十四年严重的战争创伤，“使大清王朝更加显得进退维谷，气息奄奄”。如此等等，力求使传主活动立体化。
    努力开拓，富有创见。撰写历史人物评传，往往受传主生平事略和传论体例的制约，很难在学术上展开深入探究。《评传》作者却以敏锐的视角，抓住传主富有创见的观点，在历史时空上予以学术性阐述，提出了不少值得珍视的论列。
    比如，如何看待鸦片战争后中外不平等条约给中国带来的社会影响？以往的近代史论著都着眼于剖析其危害性的负面效应；《评传》作者则依据薛福成在不同时期的论述，对此进行了辩证分析。薛福成在19世纪60年代曾作如下论述：“自泰西诸国立约以来，大抵于中国有利有害。利则通有无以裕税饷，得利器以剿强寇，此中国之大益也。害则洋烟不禁，渐染日广，传教通行，许其保护，此中国之大损也。窃尝较其轻重，要其始终，则所谓益者什一二，损者什八九，其利害之不能相抵也明甚。”《评传》依据薛福成的估量，公允地提出，薛福成既清醒地看到中外立约促使商品流通，为中国增加了关税收入，带来了洋枪洋炮，是有益的一面；又尖锐地看到鸦片弛禁流毒日广、洋教通行给中国社会带来无穷的祸害，从而得出害远大于利的结论，亟待挽救。对不平等条约的社会影响进行正负两侧面的分析，值得注意。《评传》还依据薛福成在80年代对这问题进行的更深层次的思考：“中国立约之初，有视若寻常而贻患于无穷者，大要有二：一则曰一国获利，各国均沾也。……一则曰洋人居中国，不归中国官管理也。”揭示薛氏据此，进而提出对中外不平等条约“订期修改，以剂其平”的建策。《评传》作者就此评析道，薛福成对西方列强在中国攫取的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和治外法权的实质及其危害性的分析，充分证明薛福成对不平等条约给中国带来“贻患”的认识，确实比以往有了长足的进步，其视觉更切进西方列强侵略、奴役贫弱国家的政治实质。对薛福成观点的热情肯定，也反映出《评传》作者的辩证思维。
    再如，人们谈到中国的近代外交，以往总是着眼于屈辱的一面。可是，《评传》依据实事求是的治史原则，对薛福成外交生涯中的是非功过，进行了具体的评述。薛福成在1894年同英国外交大臣签订的《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过去有人认定为“完全失败”。可是，《评传》作者依据历史事实，阐述薛福成是在国内外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怀抱“收利权于西国”的爱国情操，主动请缨，同英国外交当局进行了异常艰辛的谈判交涉，迫使英国作出适当让步，双方签订了《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20条。《评传》还对条款内容进行具体分析：根据条款，中国收回了被英国侵占的铁壁、天马等关隘，收回了车里、孟连两土司全权，而且取得了在“大金沙江行船”的权利，“英国待中国之船，如税钞及一切事例，均与待英国船一律”；条款还规定，中国在同意英国设领蛮允的同时，可派领事官驻扎缅甸仰光，“中国领事官在缅甸，英国领事官在中国，彼此各享权利，应与相待最优之国领事官所享权利相同”；还规定，“两国人民，无论英民在中国地界，或华民在英国地界，凡有一切应享权利，现在所有或日后所添，均与相待最优之国一律，不得有异”。这些内容，体现了两国外交间的对等原则，在晚清政府的屈辱外交史上，虽属极其罕见的个案，更显现出杰出外交家薛福成艰辛努力所导致的可贵成果。作者据此论定：薛福成将这次外交成果称之为“乘便利于境外，播声势于寰中，似稍足变旧规而张国体”，看来也并非溢美之词。
    此外，本书对薛福成“倚厥专长、各尽所用”的人才思想，“苟无新法以养之，则必有人满之患”的人口观点，以及“用机器殖财养民”、“曷若以公法为依归”等等推进中国近代化的宝贵思想的评述，都颇具创意，在不同程度上拓宽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内涵，更为广大读者深入认识近代中国社会思想的历史变迁，提供了重要参考。
    总之，这本《薛福成评传》，不失为颇具特点的力作。如果还有什么不足的话，以笔者愚见，其一，传主的形象还不够丰满完善。从全书的内容看，作为爱国者、改革派思想家政治形象的薛福成是丰满的，但作为社会生活的世俗的家庭成员的薛福成，其形象则单薄而模糊，使读者难以看到一个完整的鲜活的薛福成形象。其二，从全书的结构来看，交待薛福成的去世，一生的终结，份量似乎太轻，过于简略，令人难免为之抱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