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梁思成在日本东京出生。当时的中国，外患与内忧纷扰、屈辱与自强并存。作为生长于那一特殊时代的知识分子，梁思成勇于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走上了中国古代建筑文化“图存”的道路，用其一生的行动向世界阐释中国古代建筑的成就。他走在时代前列，心怀人类遗产，激励过无数人的思想。
    1928年，梁思成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毕业，和夫人林徽因共同进入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东北大学是中国最早设立建筑系的大学之一，这一年是东北大学建筑系第一次招生，全系只有梁思成和林徽因两位教师。他们踌躇满志，按照西方的教育模式，建立起东北大学建筑系的课程体系。梁思成在课程中加入《中国宫室史》、《营造则例》等与中国建筑相关的课程，培育了东北大学第一批建筑师。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梁思成结束了在西南地区长达8年的颠沛流离的生活，回到清华大学，任建筑系主任。在他心中，建筑要适用、坚固、美观，适用涉及社会性，坚固涉及工程性，美观则关乎艺术性。从这三个方面入手，梁思成设置了包括文化及社会背景、科学及工程、表现技术、设计课程、综合研究五个部分共三十多门课程。在他看来，建筑不是简单的一栋房子，而是和周围的环境有密切的联系，是城市整体规划的一部分，因此，仅仅学习和研究建筑本身是不够的。第二年，他将建筑系更名为“营建学系”，由建筑组、工艺美术组、市镇规划组和造园组构成。清华大学营建学系独特的建制，同其他大学建筑系只关注工程技术相比，更加突出人文关怀，具有科学性和前瞻性，为今天的大学建筑学教育奠定了基础。
    披荆斩棘 推进中国古代建筑的学术研究
    梁思成是一位建筑史学家。
    中国古代建筑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技术方法和艺术审美体系。但由于掌握营造之术的工匠社会地位和文化层次普遍不高，建筑技艺仅靠师徒口口相传，在长期的发展历程中，历代并未形成独立的科学知识结构和教育体系。
    梁思成在国外求学期间发现，所谓世界建筑史其实只是一部西方建筑史，绝少提及中国建筑，有些西方建筑史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建筑低劣，不值得研究。这深深刺痛了梁思成的民族自尊心，他决心一探中国古代建筑的奥秘，消除世界对东方建筑系统的误解。
    1931年，在东北大学工作三年后，梁思成来到北平，没有选择收入可观的建筑事务所，而是怀着将中国建筑史写进世界建筑史的责任感，加盟朱启钤成立的个人研究机构“中国营造学社”，潜心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参与知识分子在文化层面“图存”的爱国行动。
    梁思成和其他同仁先后在河北、山西、云南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和测绘。1932年，中国营造学社在进行第一次古建考察时，发现了辽代木构建筑--河北蓟县独乐寺，打破了日本学者对中国最古老建筑的认知，随后又发现河北宝坻广济寺、山西应县木塔等。一个个精巧的辽代木构，上承唐代建筑，下启宋代木作，成为破译宋代李诫《营造法式》的宝贵实物资料。1937年，他们首次发现唐代木构建筑--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又对西南地区的古建筑做了较全面的调查，研究了四川的汉阙及大量唐宋摩崖雕刻，填补了唐代建筑实物发现之不足。这些调查一步步摸清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演进，为后来梁思成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一书的面世奠定了基础。
    高瞻远瞩 提倡城市规划
    梁思成是中国近代城市规划的推动者。
    1930年，梁思成和张锐合作完成《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这一继1929年南京“首都计划”城市规划后再次由中国设计师完成的城市规划设计，成为天津市城市规划的首选方案。1945年，梁思成在大公报上发表《市镇的体系秩序》，系统阐述了他的城市规划思想。
    北平解放后，城区的拆建工作轰轰烈烈地展开，看到许多文物古迹被毁，梁思成痛心疾首，他曾以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向时任北平市长的聂荣臻提出整体规划北平城的建议。
    1950年，梁思成和都市计划委员会企划处处长陈占祥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即著名的“陈梁方案”，建议完整保存北京旧城，在其西郊另建新城，作为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在其南郊建设商业区，从而形成文化、政治、商业三大功能区，各区相互独立，以达到减小运输量，疏散旧城人口压力的目的。18世纪以来，西方大都市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城市规模急剧膨胀，工业区、商业区、住宅区相互混杂，造成了交通拥堵、出行困难等一系列问题。20世纪40年代，英国着手“大伦敦计划”，综合考虑城市内部规划与区域规划，陈占祥作为英国著名建筑师阿伯康培的学生，完成了英国南部三个城市的区域规划，成绩突出。这些西方城市发展的教训和经验，使得梁思成和陈占祥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并能预见工业化对未来城市的影响。在梁思成设想的图景中，未来的北京应像华盛顿那样，成为行政中心，又像罗马、雅典那样，成为古迹文化城。发展到今天的北京，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城市交通等公共设施面临巨大的压力。此时，人们才认识到梁思成思想的超前性，更加珍重其城市规划理论的价值，并对“陈梁方案”未被采用深感惋惜。
    奔走呼吁 保护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梁思成是保护古代建筑遗产的战士。
    中日两国建筑同属东方建筑系统，在技艺上一脉相承。唐朝时期，日本曾派人到中国学习建筑等多方面技艺，日本的唐招提寺就是由唐朝的鉴真和尚带领中国工匠修建而成的。奈良城曾是日本的首都，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法隆寺具有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群。梁思成认识到，包括建筑在内的古代文化遗产不仅是某个国家的，也是世界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对日本实施地毯式轰炸，时任“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用铅笔在军用地图上标出日本京都和奈良古建筑的位置，由跟随梁思成来到重庆的罗哲文先生用墨水将位置描绘清楚，建议盟军不要轰炸这两个城市，使得有着众多古建筑遗迹的千年古都得以保全，梁思成因此被日本人民称为“古都的恩人”。
    北平解放前一个月，梁思成为准备攻打北平的解放军部队编制了北平的文物建筑名单。1961年，这批文物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北平解放后不久，梁思成受中央政府委托，主持编制了《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收录全国22个省的500多个古建单位，使这些文物免遭战乱和建设的破坏。
    在北京城市改建过程中，梁思成四处奔走呼吁保护北京城墙，竭力阻止牌楼的拆除，为此曾多次找周恩来总理恳谈，还和时任副市长的吴晗争论。1950年，他发表《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为古城墙规划好一幅未来的图景：在宽10米、长达近40公里的城墙上砌花池，栽种花木，将之建成世界上独特的环城立体公园，供市民纳凉、远眺、休憩、游乐。他提议中国应学习苏联城墙保护的经验，“苏联斯莫冷斯克的城墙，周围七公里，被称为‘俄罗斯的颈环’，大战中受了损害，苏联人民百般爱护地把它修复，北京的城墙无疑可当‘中国的颈环’乃至‘世界的颈环’的尊号而无愧。它是我们的国宝，也是人类的文物遗迹”。可惜，这些远见卓识并未被采纳，对历史文物粗暴无情的拆除使梁思成无比痛苦：“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东西四牌楼的拆除并未让梁思成停下保护文物的脚步。为保护中南海的团城，他说服苏联专家，将与市领导的争议置之不顾，直接找到周恩来总理。最后，中央从中南海批出一块地来，以道路改线方式挽救了北京团城。
    在文物保护上，梁思成还做了许多事情。1956年6月，全国唯一的巨型楠木大殿--北京明十三陵长陵的祾恩殿遭雷击着火，令梁思成痛心疾首，他和时任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向周恩来总理建议，在古建筑上安装避雷针，结束了雷火对古建筑的危害的历史。在古物的修复上，梁思成还提出“整旧如旧”的观点，至今这还是指导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原则。
    梁思成出身名门，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为探索中国古代建筑的奥秘，孜孜然，一生艰辛；为保护人类历史文化的遗存，拳拳然，半世坎坷。2010年10月31日，日本奈良在迎来迁都1300年纪念时，为这位保护过这个城市的恩人设立雕像。经中国营造学社最后一名成员罗哲文先生的多方奔走，北京、西安、扬州、昆明、大同等梁思成曾工作、生活过的城市将陆续为梁思成立像纪念。无论何种形式的缅怀，都让我们时刻铭记他的学术成就，学习他超越民族的遗产保护胸襟，并努力跟随大师的脚步，做有社会责任心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