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之望的这份奏疏，深刻地揭露了一个事实，即历史记载不仅具有阶级性，而且还充满着假象。在封建社会里，绝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总是以是否对自己有利为标准，来评价人物、事件和政策的好坏。有时直接加以攻击或赞扬，有时假借民意，进行间接的攻击或赞扬。他们的这些议论或奏疏形之于笔墨而被流传了下来，就成了我们今天研究历史的史料，使人真假莫辨。有学者曾经指出，由于封建社会里只有地主阶级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所以最高统治者若想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好名声”，可以得罪广大农民，但不能得罪反映官僚、地主阶级利益的文人士大夫。若得罪了农民，他们除了揭竿而起以外，不可能给封建统治者的罪行留下多少记载；反之，如果得罪了文人士大夫，他们尽可以夸大其辞，给他在史书中留下恶名，让他永世不能翻身。这种情况在历史上确实不乏其例。如秦始皇“焚书坑儒”，结果成了二千余年来历史上最大的暴君；王莽改制，为了缓和土地问题和奴婢问题，将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奴婢改称“私属”，皆禁止买卖，从而损害了地主、官僚的利益。过去曾经拥戴王莽称帝的文人士大夫终于愤然离他而去，并将他加上了“篡位”的罪名；南宋权臣韩侂胄将道学打成伪学，迫害以朱熹为首的道学官员，虽然他后来因为抗战失败而被投降派矫诏杀害，史书仍然将他打入《奸臣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至于党同伐异，故意歪曲事实的记载也不在少数。可以这样说，史料内容如果涉及到朋党之争的是是非非，往往容易失实。如章惇乃王安石变法的主要成员，不仅才干卓著，而且坚持原则，不搞裙带关系，四个儿子虽然都由进士出身，“独季子援尝为校书郎。余皆随牒东铨仕州县，讫无显者”。后来保守派为他修国史列传时，竟将这种“不肯以官爵私所亲”的优良品质，说成是“穷凶稔恶”（注：《宋史》卷二○三《艺文二》，卷四七一《奸臣·章惇传》。）。元代史臣站在理学家的立场上，又将章惇打入了《宋史·奸臣传》。
    其次，由于谄媚统治者或屈服于他的权势而有意错乱和捏造史实。这方面除了上述“金匮之盟”等例子以外，美化统治者或掩盖他们丑行的史料，在史籍里可谓不胜枚举。如正史中凡涉及到某一朝代的开国皇帝出生时，总不外有“红光满室”、“异香经宿”等怪异现象出现，修史者明知这些都是骗人的鬼话，还是照写不误。既然这种荒诞不经的事都可捏造，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为统治者捏造和歪曲的呢？
    第三，由于出于孝子慈孙或门生故吏之手而有意错乱和歪曲史实。这在有关墓志铭、神道碑、行状、传记中表现最为明显，夸大功绩者有之，掩盖罪责者也有之。如南朝萧子显修《南齐书》，为其父萧嶷立传，长达9000余字，篇幅占了全书的四十分之一，内称萧嶷是“周公以来，则未知所匹”的人物，纯属肉麻吹捧。凡是涉及墓主因贪污、渎职而遭贬谪的史实，在墓志铭和行状中多避而不谈，偶有提及，多将原因归结为“与长官不合”，“遂挂冠而去”，或说成是为民请命而受人诬陷所至等等。总之，在这类史料中，多数有美化和拔高的成分。
    第四，由于得之道听途说而造成史料的错乱。这种情况，以笔记、小说、野史、杂说为最甚，上文已有所论及，今再略举一例：《梦溪笔谈》卷九谓：“柳开少好任气，……应举时以文章投主司于帘前，凡千轴，载以独轮车。引试日，……自拥车以入，欲以此骇众取名。时张景能文，有名，唯袖一书，帘前献之，主司大称赏，擢景优等。时人为之语曰：‘柳开千轴，不如张景一书。’”按柳开（947～1000）是北宋初年古文运动的开创者之一，他考取宋太祖开宝六年（973）进士。张景（971～1019）系柳开学生，时年只有四岁，他考取进士是在宋真宗咸平元年（998），两人怎能同时应举（注：参见柳开《河东集》卷一六所收张景撰《柳开行状》。）？这个错误显然是沈括轻信道听途说所致。
    第五，由于版本不善而造成史料的错乱。有些刊本或抄本，因刻写疏忽，或为了谋利而粗制滥造，或因翻刻者别有用心的删改，致使内容发生脱漏和舛误。如南北朝有一权贵。他读了一部名为《蜀都赋》的书，里面有“蹲鸱”二字，并作注曰：“芋也。”但将“芋”字误抄成羊字。一次，有人送羊肉一块给这位权贵，他复信表示感谢，信中用了“损惠蹲鸱”一语。“馈赠羊肉”说成了“馈赠芋头”，使收信人读后惊讶不已。
    三、鉴别史料，正其讹误
    在古代，学问分三个方面，即义理、文章和考据。义理是关于儒家经典、伦理道德方面的学问；文章是关于诗赋、策论、表章、制诰等文学才能；考据又称考证，是关于鉴别史籍和史料真伪及价值大小的学问。人们对义理、文章的重要性，并无争论，对考证的评价却大不一样：有人视考据为无足轻重的雕虫小技，有人认为只有考证才是真正的学问。实际上，两者都说得有些偏颇。公允地说：没有考证而从事著述，宛如将大厦建于流沙之上，动辄就会倾倒；为考证而考证，则形同无的放矢，失去了考证的意义。所以两者都不可取。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将考证和著述紧密地结合起来，为了写好论著，必须搞好考证。
    要鉴别史料，正其讹误，搞好考证工作，应该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搞清史料的确切含义，尊重史料的客观性。每一条史料，都有它一定的含义，只有领会其真正意思，才能恰如其分地加以引用，否则与用了错误的史料并无两样。如明人陆琛《河汾燕闲》卷上说：“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即印书之始，又在冯瀛王（道）之先矣。”陆琛不了解废像、遗经乃两件事；一须雕，一须撰，这是后周武帝灭佛捣毁佛像、焚烧佛经的结果，他将“雕撰”误解为“雕版”，从而得出隋文帝时期已有雕版印刷的错误结论。
    二是引用他书要检对原文，并尽可能地引用第一手史料。他人文章中所引用的史料，由于传抄疏忽和校对不精等原因，可能会产生文字脱、衍、倒、误及篇目张冠李戴等错误，引用者一定要核对原文，以免以讹传讹。所谓原文，也有第一手、第二手乃至第三手史料的不同。第一手史料是指最早形成的史料，第二手史料是指据第一手史料而撰成的中料，以下依次类推。如研究宋史，《宋会要》是第一手史料，据国史、实录、会要等编撰而成的《宋史》是第二手史料，据《宋史》编撰而成的《宋史纪事本末》就成为第三手史料。一般情况下，史料总是越抄越错的，故以第一手史料为最可信。
    三是要尽可能引用好的版本。一部史籍，往往有多种版本，所谓好的版本，是指雕版早、校对精的足本。如《筹海图编》一书，有嘉靖本、隆庆本、天启本、康熙本等，作者为明朝嘉靖年间出任过江浙总督的胡宗宪的幕僚郑若曾。在隆庆本中，作者还是郑若曾，从天启本起，已被书坊篡改为胡宗宪了。再如二十年前，史学界对宋江有否投降的问题曾经出现过一场激烈的争论，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几次著文否定宋江投降。后来有学者引用北宋末年人李若水《忠愍集》卷二《捕盗偶成》一诗，证明宋江确实投降了朝廷。邓先生至此才承认自己以前的看法是错的。学问渊博如邓先生者因何连《忠愍集》也不知道呢？原来他曾经读到过的《忠愍集》是一卷本，没有诗一卷。这是不用足本而造成错误的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