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任何地区与国家，追求学术的国际化不仅是时代的潮流，而且是文化政治的需求。这里，根据我粗浅的了解，谈谈台湾的一些特点。
    首先台湾的博士生培养肯定要比大陆国际化一些。它没有硬性规定学生一定要发表多少论文，更没有规定一定要在核心期刊发表，但是它规定研究生必须在公开的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而学术会议，具有非常规范严谨的程序，不仅有教授们的穷追猛打的评议提问，而且有较长时间的开放讨论，凡经得起这样的打击的论文，还是要有一定水平的，千疮百孔的东西是拿不出去的。
    谈到博士生培养的年限，华东师大从这一届开始才改为四年制，以往都是匆匆三年就毕业了事。而且听研究生院的院长说，这样改还有不少阻力，因为大陆的大多数学校都是三年制。但是台湾的博士生，文史方面的，几乎没有三年毕业的，五年六年是常态，规定最多是七年，但是我接触到的居然有十年没有毕业的。他们一边打工一边写论文，这就很与美国、日本的博士生制度相像了。不是没有问题，到后面可能变得“学术疲劳”了，但是只有经过较长的时间，反复磨炼，论文才比较有份量，学问也才比较沉实厚重。
    至于博士生第三年的资格考试，那更是学美国的。我注意到，资格考试是要通过两门课，但导师的课并不算在里面的。也就是说，导师并没有权力决定你是否取得博士论文写作的资格。
    资格考往往由两名主试委员命题，一张卷子四道题，两名主试委员分别各命大小两道题，博士生从两名主试委员的题目中，各选择一题作答。然后两名主试委员阅读全部考卷，系主任或副主任，将两种评分加起来取其平均分，作为考生的成绩。整个过程，导师都不参加。学生如果没有通过，来年再考。这样做可以从制度上有助于学生学术训练达标的客观化。
    台湾的学术期刊，比大陆的要更国际化。一是只要是学术期刊，就一定有匿名审稿制度。而且审稿专家都是非常认真的，我们通常可以在附注里看到作者的感谢。但大陆大多数刊物根本做不到，有些是不想这样做，有些是没有钱来支付常规的审稿制度。还有一点很关键，即他们论文的篇幅往往很长，动辄数万字，这与我们的论文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们这里写到两万字，就找不到地方发表，编辑更要将你斩成一万或者八千的样子。并不是字数多就一定好，但是今天的学术，问题的复杂，讨论的多元，论域的深化，如果不是较富的篇幅，论文的精品，如何出得来？当年，钱谷融先生《文学是人学》的名论文，五万字，现在到哪里去发表？
    我曾经说过：“课题是精品的敌人。”这是指我们这里。因为课题只是一两年就要求完成的东西，短期、平浅、快捷，跟学术研究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沉潜含玩，完全不同；课题又是要对付检查的，各种表格的框框，要发表在核心刊物上的规定，其实也与学术研究的自由本质是完全不同的。而且这些年重大课题其实都是找学生做，而学生一方面参差不齐，学术不够成熟，一方面也很忙，谈何精品呢？
    台湾的教授也申请各种课题，不同的是，他们申请到了之后，再没有人管他们完成不完成，或完成了什么东西，研究的过程完全是自由的。最后也不硬性要求你发表多少论文或专著，只须提交一篇千字文即可。当然，如果你什么也没有做，或做了什么影响都没有，下次再申请就难了。如果你的论文确有好评，课题就会像滚雪球式的越滚越多。“国科会”对课题的审批，是学术自身内在活的机制，是植根于申请人本人的自律、自发、自由的科学研究行为，而不是其他外在的规定。我所认识的台湾教授，如朱晓海教授、郑瑜毓教授、高莉芬教授，都是申请课题的高手，同时也是出精品的能手。在他们那里，课题不是精品的敌人，而是朋友。我其实不反对课题，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这里的课题也能成为学术研究真正的缘助呢？
    跟大陆一样，台湾学术国际化的一个途径是学术会议。他们的学术会议往往是研究计划的有机部分，会后结集论文，成为一种学术的显示度。也许是赶上了辛亥百年，我在“中央大学”的那个学期，学术会议极多，差不多每月都有，多则几场，过多的学术会议，会令听众消化不了，也会有学术浮躁之弊。但是他们的学术会议还是有值得学习之处。规范与严谨，我前面已经说过了。另一个极重要的特点是，会议的规模很小，往往一个上午，只有一个专家在作主题讲演，其他时间是围绕着主题的专人讨论或自由发言。所以，往往有一种探讨学术的诚意。而我们这里，人多势众，程序潦草，有时会觉得主办方在搞形式主义，甚至只是权力的学界表演而已。
    还有一个特点是，他们的议题设计都颇为精心，有的显示了一种突破的方向，有的点明了一种集结的力量，有的则有引领风气的努力，等等。不像我们，方向不清楚，散兵游勇，而且陈陈相因，缺乏推进，每年都一样。他们的研究往往有一种系统性，即某某“计划”。“计划”大于会议的论题，往往多年也不一定完成。譬如关于“抒情传统”的研究计划，差不多讨论了十年。当然，台湾的学术国际化努力，表现为自觉跟随美国与西方的理论潮流，如文学研究中的抒情传统、以及近两年来的物质文化研究等，这也不一定就是好事。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在台湾有一点也是不言自明的：即透过学术的国际化努力，打造文化的优势，进入亚洲思想文化的中心，或争取亚洲更大的话语权。这里，要打造文化的优势，也就离不开“本土化”。台湾前些年的所谓本土化，过于强调族群冲突、受难经验与少数语言权力等，反而成为国际化的某种枷锁，这几年比较能解开符咒，向前看，向外看，扩大胸襟与视野，恰恰因为更多强调了国际化，反而有助本土化的成长。我有一次参加台湾的一个名为“汉学研究新范式”的学术会议，主持人请来美国和日本一流敦煌学家来做主题讲演，但“国科会”的处长讲话，不忘谈“新范式”在东亚政治文明中的新意义，充分显示了台湾进入亚洲、进入世界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