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伟（1984-），男，山东青州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灾荒史、社会经济史；韩帅（1982-），女，山东济南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
    章丘县位于山东中部，在北纬36℃25 “，东经117℃10 “至117℃35 “之间。北枕黄河，南屏泰山，西靠历城，东连淄博。明朝时，章丘县属山东布政使司济南府，清朝沿明制无变化。中华民国时，属岱北道（1914年后改称济南道）；1928年废道，直隶于省。[1]明清至民国时期章丘县的环境与民众经济行为发生了一系列变动；这种变动不是单一定向的，而是双向互动的。本文即以历史时期（1522-1949）的章丘县为例，探讨地方环境与民众经济行为的互动关系。
    一
    明至清前中期，章丘县由于自身较为优越的自然生态和生活环境，当地民众因地制宜，利用地方特色条件和资源，逐渐形成了小范围内各具特色的生产生活方式。
    明嘉靖时期，章丘县共分为六乡：关厢乡、清平乡、西锦川乡、东锦川乡、明秀乡、下三乡，拥有各具特色的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惟东锦川最大，其地近长白山，产薪炭，亦多园林，富於梨枣。其次则明秀，人皆错南山内外而居，多槲材，可以构室。西锦川为诸水所汇，有菱藕、芦苇之利。清平多植桑……织纱绢。下三乡地□□□，此诸乡之大略也。”[2]章丘县有山、有水、有平原，丘陵、平原、山地几乎各占三分之一[3]，民众的生存条件得天独厚，“章丘虽平衍居多，而三面带水，一面阻山。龟鳖材木之利，不力而获，是其丰饶充给甲於济南之诸县者，盖非无所由然也。水陆之产实有资焉，故於沃野事耕，以夷途逍旅；取材於山，求鲜於水，而章丘之人所以养其生者，不可胜用矣。”[4]民众能够结合当地自然条件从事农业生产、采集、渔猎等活动，形成各具特色的生产生活区域。当时“章丘之民资有三，其土壤膏厚足以展耒耜，其川泽长广足以容网罟，其山林高深足以供斧斤。”[5]县志编纂者还提到白云湖，“又名刘郎中陂，在县西北七里许，产有鱼藕、菱芡、莆苇之利”[6]。民众安居乐业，勤于耕作，民风纯朴，而这得益于地方优越的生活环境，“其风俗：农乐耕作，士知礼让，广而不肆，朴而易教。则以密迩大藩，人物众庶，广衍腴饶，衣食丰羡之所致也。”[7]
    当时，大、小清河都流经章丘境内，其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水患之灾，“舟楫浮于二河，商盐偏于齐鲁，诸道水利，鲜与为俪。自永乐初以来，湮塞不通，水失其经。一值天雨茫茫，巨浸坏民田庐，弗以数计。”因此，在明朝成化年间，参政唐源洁建议疏浚大、小清河，采用以工代赈的方法，“率属理之无食之民，食之而役之，庶上下两得”。疏浚工程完成后，河道两岸得到“膏腴可耕之田数万顷，民用大悦。”[8]明朝人许成名在其《修大小清河记略》中提到两河疏浚后，沿岸得“湖田数百顷，历城之有稻实自兹始。”[9]数万顷有夸张之嫌，数百顷当符合实情。从某种程度上说，地方民众因祸得福，在疏浚大、小清河后，既达到了治理水患的目的，又获得数百顷湖田，种植水稻，实有裨于民生。民众在自觉改善自然条件过程中亦赢得了生存空间。此后，水稻逐渐成为当地的重要食物来源和经济作物。
    嘉靖《章丘县志·物产四》记载：“稻之种四：香粳稻、白粱稻、赤粱稻、糯稻”。至迟在嘉靖时期，章丘稻作生产已较为普遍，种类齐全。明末清初，章丘成为有名的稻作区。据成书于明末清初、以章丘山水名胜、风俗民情为故事背景的世情小说《醒世姻缘传》记载：“割完了麦，水地里要急忙种稻。”[10]“（举人宗昭）他父亲把几亩水田典了与人。”[11]“（张氏妯娌）自己也有二亩多的稻地，遇着收成，一年也有二石大米；两个媳妇自己上碾，碾得那米极其精细，单与翁婆食用。”[12]“（狄希陈）火急般粜了十六石绝细的稻米，得了三十二两银子。”[13]此处的“水地”、“水田”即为稻田，也称“稻池”。以上描述中的人物身份包括士子、平民、富户，他们都有稻田，说明在自然条件便利的地区，稻作已经非常普遍，有的已经进入商品流通领域。该书在描述秋收景象时曾作《西江月》一首，其中有“鱼蟹肥甜刚稻熟，床头新酒才堪漉”的句子[14]，俨然一幅江南秋收的图景。明代中后期，鲁北大、小清河一代还成为有名的产棉区，章丘小清河流域“下三乡宜木棉。秋夏之交，木棉花发，云罗绮布”[15]。章丘自身丰裕的物产和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也得以突显，明代人杨循吉指出：“（章丘）后带川泽，前控群山，厥土肥沃，宜黍稷。其西多水田，宜稻，居人兼有桑、枣、鱼、蝦之利，地皆平衍，四通八达无阻碍。盖青济之喉襟，登莱之要冲也。”[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