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伟(1984-),男,山东青州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灾荒史、社会经济史;韩帅(1982-),女,山东济南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 章丘县位于山东中部,在北纬36℃25 “,东经117℃10 “至117℃35 “之间。北枕黄河,南屏泰山,西靠历城,东连淄博。明朝时,章丘县属山东布政使司济南府,清朝沿明制无变化。中华民国时,属岱北道(1914年后改称济南道);1928年废道,直隶于省。[1]明清至民国时期章丘县的环境与民众经济行为发生了一系列变动;这种变动不是单一定向的,而是双向互动的。本文即以历史时期(1522-1949)的章丘县为例,探讨地方环境与民众经济行为的互动关系。 一 明至清前中期,章丘县由于自身较为优越的自然生态和生活环境,当地民众因地制宜,利用地方特色条件和资源,逐渐形成了小范围内各具特色的生产生活方式。 明嘉靖时期,章丘县共分为六乡:关厢乡、清平乡、西锦川乡、东锦川乡、明秀乡、下三乡,拥有各具特色的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惟东锦川最大,其地近长白山,产薪炭,亦多园林,富於梨枣。其次则明秀,人皆错南山内外而居,多槲材,可以构室。西锦川为诸水所汇,有菱藕、芦苇之利。清平多植桑……织纱绢。下三乡地□□□,此诸乡之大略也。”[2]章丘县有山、有水、有平原,丘陵、平原、山地几乎各占三分之一[3],民众的生存条件得天独厚,“章丘虽平衍居多,而三面带水,一面阻山。龟鳖材木之利,不力而获,是其丰饶充给甲於济南之诸县者,盖非无所由然也。水陆之产实有资焉,故於沃野事耕,以夷途逍旅;取材於山,求鲜於水,而章丘之人所以养其生者,不可胜用矣。”[4]民众能够结合当地自然条件从事农业生产、采集、渔猎等活动,形成各具特色的生产生活区域。当时“章丘之民资有三,其土壤膏厚足以展耒耜,其川泽长广足以容网罟,其山林高深足以供斧斤。”[5]县志编纂者还提到白云湖,“又名刘郎中陂,在县西北七里许,产有鱼藕、菱芡、莆苇之利”[6]。民众安居乐业,勤于耕作,民风纯朴,而这得益于地方优越的生活环境,“其风俗:农乐耕作,士知礼让,广而不肆,朴而易教。则以密迩大藩,人物众庶,广衍腴饶,衣食丰羡之所致也。”[7] 当时,大、小清河都流经章丘境内,其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水患之灾,“舟楫浮于二河,商盐偏于齐鲁,诸道水利,鲜与为俪。自永乐初以来,湮塞不通,水失其经。一值天雨茫茫,巨浸坏民田庐,弗以数计。”因此,在明朝成化年间,参政唐源洁建议疏浚大、小清河,采用以工代赈的方法,“率属理之无食之民,食之而役之,庶上下两得”。疏浚工程完成后,河道两岸得到“膏腴可耕之田数万顷,民用大悦。”[8]明朝人许成名在其《修大小清河记略》中提到两河疏浚后,沿岸得“湖田数百顷,历城之有稻实自兹始。”[9]数万顷有夸张之嫌,数百顷当符合实情。从某种程度上说,地方民众因祸得福,在疏浚大、小清河后,既达到了治理水患的目的,又获得数百顷湖田,种植水稻,实有裨于民生。民众在自觉改善自然条件过程中亦赢得了生存空间。此后,水稻逐渐成为当地的重要食物来源和经济作物。 嘉靖《章丘县志·物产四》记载:“稻之种四:香粳稻、白粱稻、赤粱稻、糯稻”。至迟在嘉靖时期,章丘稻作生产已较为普遍,种类齐全。明末清初,章丘成为有名的稻作区。据成书于明末清初、以章丘山水名胜、风俗民情为故事背景的世情小说《醒世姻缘传》记载:“割完了麦,水地里要急忙种稻。”[10]“(举人宗昭)他父亲把几亩水田典了与人。”[11]“(张氏妯娌)自己也有二亩多的稻地,遇着收成,一年也有二石大米;两个媳妇自己上碾,碾得那米极其精细,单与翁婆食用。”[12]“(狄希陈)火急般粜了十六石绝细的稻米,得了三十二两银子。”[13]此处的“水地”、“水田”即为稻田,也称“稻池”。以上描述中的人物身份包括士子、平民、富户,他们都有稻田,说明在自然条件便利的地区,稻作已经非常普遍,有的已经进入商品流通领域。该书在描述秋收景象时曾作《西江月》一首,其中有“鱼蟹肥甜刚稻熟,床头新酒才堪漉”的句子[14],俨然一幅江南秋收的图景。明代中后期,鲁北大、小清河一代还成为有名的产棉区,章丘小清河流域“下三乡宜木棉。秋夏之交,木棉花发,云罗绮布”[15]。章丘自身丰裕的物产和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也得以突显,明代人杨循吉指出:“(章丘)后带川泽,前控群山,厥土肥沃,宜黍稷。其西多水田,宜稻,居人兼有桑、枣、鱼、蝦之利,地皆平衍,四通八达无阻碍。盖青济之喉襟,登莱之要冲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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