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一场中西不同宗教信仰的大博弈
    山东冠县梨园屯教案始于同治八年（1869）。康熙年间该村有山西移民李姓获得廪贡和官居州同的李成龙、李化龙兄弟，以他们二人为主村中绅富共捐献出38亩多土地和闲宅以作为本村义学地，在此兴建了一座玉皇庙以作为本村和四乡敬神赛会的场所，成为这一移民区域的传统宗教信仰活动中心。19世纪70年代天主教方济各会山东教区派遣教士来到这里发展了近二十户教民，以后增至30来户。与梨园屯十八村毗连的直隶威县境属，当时布满了耶稣会直隶东南教区的众多堂口，对冠县十八村奉教者有重要影响。梨园屯为数不多的教民就是这样在依仗教会势力的庇护下敢于向最大多数村民挑衅，提出要划分玉皇庙义学地的要求，民教矛盾于是由此激起。梨园屯全村有三条街（后街、前街、西街），村民公推出三街会首、地保以同教民谈判，遂议定了分亩清单如下：
    立清分单：冠邑北境梨园屯圣教会、汉教公因村中旧有义学房宅一所、护济义学田地三十八亩。日久年深。风雨损坏，墙垣坍塌，无力修葺。今同三街会首、地保公同商议，情愿按四股清分。汉教三股。应分田地三十八亩，圣教会应分房宅一处，上带破厅房三间，破西屋三间，大门一座，计宅地三亩零九厘一毫，以备建造天主堂应用。这份“立清分单”是同治八年（1869）正月十九日由12名三街会首、地保签名同立。教民分得三亩多宅地后就由教士收买，拆了玉皇庙盖教堂。村民激愤于教士之干预起而抗争，先有本村6名文武生员向地方官呈诉失败，继而有穷汉“十八魁”出面又失败；乃转向邻境请直隶威县沙柳寨梅花拳首赵三多支持。在官、民、教三方矛盾中，地方官向教会势力屈服，赵三多激于义愤率梅花拳众将梅花拳改名为义和拳继续斗争，终于在1898年爆发了义和拳运动。
    这场历经30年的梨园屯教案，从宗教信仰矛盾看表现为“圣教会”与“汉教”的严重冲撞。有关这一方面的资料双方都保存在各自档案内。即中国总理衙门教务教案档和法国巴黎耶稣会档案馆。由一个村的庙堂之争为什么会扩展至北半部中国而成为惊动中外的历史大事件，当在于这场大对抗的实质乃是侵略与反侵略的民族之间的矛盾斗争。天主教会属于具有侵略性的一方积极推行“上帝”的精神征服，而“汉教”则是属于维护民族尊严这一方而被迫进行全民对抗。义和团运动在打出“助清灭洋”、“扶清灭洋”、“保清灭洋”和“替天行道”等旗帜的同时，又广泛地散发传单、揭帖痛斥天主教会“拆毁玉皇庙”、“欺蔑神圣”与“欺压中华黎民”、“欺我君臣”等罪行。其中盛行于京津的众多揭帖中，当以“玉皇大帝下凡”帖最有影响：
    我非别人乃是玉皇大帝现身下凡，知汝辈虔心信神，特将颁旨令汝等知道，世道将大乱，此天意注定。不能挽回。混乱扰攘均由洋鬼子招泉，彼等在各地传邪教、立电杆、造铁路。不信圣人之教，亵渎天神，其罪擢发难数。我极为震怒，大发雷霆，日夜熟思，本想命令天兵天将下降凡尘，但又想到他们也无力挽回天运。因此，我才率天神天仙下降凡间。凡义和团所在之地，都有天神暗中保护。今告尔三界人士。必须万众一心，必须精练义和团拳术，然后才得熄天怒……
    这份揭帖于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初一（1900年4月29日）贴在北京西城，1900年5月21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在致外交大臣报告中将它作为迷信附件寄回英国。与此大同小异的另一份揭帖亦于这一年五月广传于天津、直隶和东北各地。除此之外，还有“义和拳告白”、“增福财神李告白”等，这里不再赘述。
    “玉皇大帝”是中国民间信仰中的最高尊神。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的宇宙观，无论君臣民都以崇奉天神为万神之最，玉帝就是天神人格化的象征。摧毁玉皇庙、贬低玉帝就是要动摇中国民间信仰的民族根基，这必然要激起民众的激烈反抗。据各种记载看，义和团运动中的许多拳首或团首都曾遵奉玉帝，声称自己乃是奉玉皇大帝之旨或敕令而行事。如在山东平原、茌平一带活动的朱红灯党，“其说则谓明年为劫年，玉皇大帝命诸神下降”。北京义和团就曾拒绝过端王载漪提出的要免杀二品顶戴纳继成的主张，声称“王所遵者皇上，我们所遵者玉帝。如定须赦宥，团民等散去矣”。这就是要警告载漪：你虽然是皇族。但要认识到民所遵的玉皇乃是高于人皇的。天津义和团首曹福田也曾声称“吾奉玉皇敕旨……吾将洋人杀尽，即杀赃官贪吏，然后遍查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者”。至于梨园屯拳首阎书勤就更为典型了，他率几千人马队伍准备去攻打武城十二里庄教堂时遭到了官军围攻，撤退时他骑着大红马、身上背着的神像就是玉皇。以上这些都一再说明了义和团运动既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自救斗争，同时也是一场不同宗教信仰的大博弈，其主要象征：一方是深扎于本民族文化土壤的“汉教”玉帝，另一方则是外来而具有征服性的“圣教会”（天主教会）上帝。“汉教”，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信仰，从揭帖中看它频频出现诸如“佛门”、“神佛”、“神仙”、“仙爷烦”、“仙下山”等此类具有宗教性的民间信仰词语，而在义和团运动始发地--冠威地区所发出的“神助拳义和团”揭帖利用“山东圣府抄传”名义而广传于各地，这一切又显示了“汉教”乃是融混三教而不独属于某一教或被称为“大教”的民间信仰。对于“大教”之称在直隶固安县坊城坛上就曾发出有这样一份告白：
    四方亲友得知，现今坊城坛上有闺女二十三名。伊等虽然在天主堂为嬰孩，全是咱们大教的人……特此谨白。
    此揭帖中的“大教”即所谓的“汉教”。据义和团运动始发地的文史工作者曾对“汉教”进行过广泛的田野调查，指出“汉教乃不同于正统宗教，也不是以三教为特征的民间教门之总称或一种”；“顾名思义，‘汉教’即大汉民族的教。它既没有宗教领袖，也没有特定的教规、传统的伦理纲常和佛道教的教义。它是信众们的行为准则，是汉族广大民众自宋明以来在中国三教文化影响下土生土长的一种准宗教”。其具体内容就是“以奉玉皇大帝为天地最高神、奉儒释道三教尊神（太上老君、孔圣和释迦牟尼佛）为基本特征并杂奉无生老母、灶君等民间俗神的广大汉族民众的普遍信仰”。
    19世纪末作为反抗帝国主义武装侵略斗争的义和团运动是失败了，但作为一场“汉教”与“圣教会”的大博弈，“汉教”并没有失败或衰亡，反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迫使“圣教会”不得不改变其传教策略从冲撞转向调适。这场大博弈则充分显示了以“汉教”为号召的中国传统民间信仰乃是极为强韧的精神生命力和历史悠久的民族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