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开放前宁波民营企业制度演变的历史回顾
    为了搞清楚宁波民营企业的制度演变，我们首先需要回溯历史。自鸦片战争开始到改革开放之前，与我国东部沿海一些城市的企业制度演变的轨迹基本相同，宁波的民营企业先后经历了初创、波动发展和迅速消退等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并在这几个阶段特别是前两个阶段中，宁波在企业制度和企业家精神等方面有了十分宝贵的积累。
    （一）初创期：近现代企业制度和企业家精神的形成
    从企业制度方面看，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宁波于1842年成为首批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西方资本主义工商业首先向包括宁波在内的中国沿海地区渗透。自此，在宁波地区逐渐出现了与外贸发展密切相关的私人商业，如洋布业、百货业、五金业、颜料业、鸦片、西药业、丝业、茶叶业等，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有源康洋布店、屈臣氏药房等。到了19世纪70年代，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的幕僚宁波人严信厚集资白银5万两，在宁波创办了全国最早的一家机器轧花厂--通久源轧花厂，宁波的民族私人资本开始涉足工业。19世纪末，由于清政府实施奖励实业的政策，一部分宁波的官僚买办和工商业资本家纷纷投资于工业，在宁波地区掀起了兴办近代工业的第一次浪潮。严信厚于1894年在通久源轧花厂的基础上投资45万元开办通久源纱厂。1895年，一些宁波商人合伙投资创办宁波开永源丝厂[1]。进入20世纪初，一些宁波的官僚、商人、地主又陆续创办了和丰纱厂、通利源榨油厂、明华玻璃厂、正大火柴厂、立新针织厂、厚丰布厂、宁波自来水公司、永华布厂、光明皂烛厂、付泰记米厂、顺记铁工厂、五美袜厂、任兴记营造厂、华泰丝厂、大美肥皂厂、汇昌机械厂、华兴机械厂、战船街电厂等18家工厂，民族工业企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达到空前的地步。随着外国航运、商业和金融业在我国沿海地区的不断深入，宁波买办队伍借助从事买办活动积累的资金，再投资于实业，催生了买办杨坊创办的怡和洋行、买办朱葆三的平和洋行、买办虞洽卿的华俄道胜和荷兰银行，和买办周宗良的德孚洋行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虞洽卿。与此同时，随着工商业对资金需求的增加，宁波的私营钱庄也获得了一定发展。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先后有400多家钱庄开业。[2]截止到20世纪初期，尽管宁波的民族工商业在资本原始积累方面有所收获，但在企业制度方面基本上还属于所有权与控制权合一的“古典企业”。
    进入20世纪初，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宁波民族工商企业制度开始有所变化。1909年，虞洽卿集资28万元创设宁绍轮船公司，先后购置宁绍、甬兴、新宁三轮，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民营航运公司之一。1913年，他又独资创办三北轮船公司，参与宁波、镇海、余姚之间航运业务，同时他还投资鸿安轮船公司。朱葆三自1915年开始先后参与创办的近代航运公司有大达轮船公司、顺昌轮船公司、镇昌轮船公司、同益商轮公司、舟山轮船公司、永安轮船公司、永利轮船公司等，资本额至少一、二百万元。[3]可见，这个时期宁波的民族工商业开始突破古典企业的模式，而采用股份公司的近现代企业制度，这就为民族工商业运用更多资本提供了制度条件，自此，私营工商业的资本原始积累速度不断加快。
    从企业家精神方面看，宁波本来就是“实功实用”、“经世致用”、“工商皆本”的“浙东学派”的发源地。在成为通商口岸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进入，西方的重商主义思想也渗入宁波，这两种文化在本质上有着某些一致的方面，并在一些创业者身上融合、凝结，结果就在宁波形成了近代中国特有的第一批企业家队伍和企业家精神，其中被后人所称的“宁波帮”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尽管宁波帮主要指在宁波以外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商业人群[4]，但这些商人最初的创业地都在宁波当地。当时的企业家肯定都会先后仙逝，但企业家精神却会生生不息，并成为后来宁波民营经济发展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二）波动发展期：私营工商企业的大起大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忙于战争，宁波的民族工商业同其它地区一样获得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从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间，宁波的一些民间资本利用了股份制模式，又先后创办永耀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四明电话公司、如生罐头食品厂、美球针织厂等21家工厂。有资料显示，到20世纪20年代初，宁波城区共有近代工业企业39家、银元资本达到了230万元、工人5000余人。其中，棉纺针织业9家、食品加工业11家、机器修理业6家、公用交通业5家、日用工业品8家，重工业性质的电力和机器修理场只占资本总额的7%。到了1932年，宁波城区工厂达到158家，年产值1082.5万元。与此同时，专门服务于工商业的私人钱庄在这个时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根据郢县政府的统计资料，1931年该县就有钱庄160家，拥有资本420.25万元，占社会总资本的29.8%。[5]然而，1929年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西方国家加紧了对华的商品倾销，宁波的民族工业一度遭到很大打击，不少企业纷纷破产。[6]1937年日本侵入中国后，上海、杭州等地的相继沦陷，从1937年到1941年，宁波取代上海成为内地各省物资转运的最重要口岸，大量物资在宁波集散，宁波本地生产的工业品也畅销各地，一时间带动了当地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民办的和丰纱厂仅在1937年就获利126万余元，宁波各地民办小型布厂一度达到50家。生产卷烟、火柴、肥皂、袜子、牙刷以及其它日用工业品的民营工厂纷纷涌现，产量大幅增长。由于赣、鄂、湘、川等地客商云集，宁波的商业、饮食、服务业等都得到很大发展。1941年4月宁波沦陷后，本地工商业遭受日军掠夺摧残，一些较大的工厂不得不关闭或缩小经营，原有钱庄大都停业。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宁波工商业才开始逐渐有所复苏。和丰纱厂从上海迁回宁波一部分业务开始生产，规模较大的利生纱厂也于此时创立，正大火柴厂、太丰面粉厂等开工率均达到战前水平。沦陷前的一些钱庄也纷纷申请复业，经当局审批开业的有31家。[7]但是，紧接着的内战爆发，一度兴盛的宁波民族工业再次遭到重创，不少民族工商业迅速濒临破产和半破产边缘。到建国前夕，宁波市有私营企业921家、职工2.76万人，[8]城区有工业企业484家（包括手工业作坊）、职工7637人，全市百人以上工厂仅8家。[9]私人钱庄也因恶性通货膨胀及投机商人的破产，而无法收回贷款而被迫停业或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