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卓尔不凡的史学思想
    威尔逊是他那个时代的一流历史学家。这不仅表现在高水平的著述上，还反映在他丰富的史学思想上。威尔逊深入探讨了何谓历史真相及如何认识它、史学家与史料的关系、史学家对现在和过去的关系的认识、地方史与国家史的关系、历史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这在当时兰克史学派仍然大行其道，史学专业化才刚刚完成的美国史学而言，完全算得上是观念上的革命。
    何谓历史真相？是兰克说的历史的本真状态吗？兰克对历史的定义表明他是历史实在论者。因为，兰克并没有追问历史学家对历史认识的性质问题。威尔逊承认有本真的历史，但否定人能达到历史本真，认为历史真实只是历史学家对“真实历史的印象”，（19） 从而对历史认识的性质作了反思，与兰克学派区别开来。这一“印象”并非无中生有的，而是来自历史学家的研究和判断。历史判断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现象的真实与否的主观印象。由此，威尔逊进一步认为，“真正的历史学家总是致力于反映其对历史真实的整体印象……不夸张也不扭曲。”（20） 如何有效地反映真实历史的印象呢？威尔逊认为，只有将各部分整合到一个完整的不可分离的构架，历史的真相才能得到揭示。因此，他强烈反对那种无所不包的“大杂烩”，主张围绕主题来反映对历史真实的整体印象。是否历史学家写出他对历史真实的印象，他就反映了他心目中的真相了呢？威尔逊认为，史家治史是为了向大众反映真相。因此，“即使他看清了真相，也只是完成工作的一半，而且是较容易的一半；他还得使人们与自己一起认清真相。只有这样，他才算告诉了人们真相。因此，史学家必须克服读者的愚钝、无知和先念意识，使其达于真相。这极为困难。这种技能、技巧是天生的。所以，史学家采用另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他们讲述部分史实--它们最适合史学家自己的口味和能力，并争取与史家自己的口味和能力相近的读者。”（21） 历史的真相与读者的口味直接相关，这是极为功利主义的史学观念。问题是，人们并不总是能够找到适合自己口味的真相，因此，威尔逊认为历史学家在讲述历史前必须捕捉住读者注意力所在的方向。也就是说，对历史真相的反映必须以历史学家所处的时代为转移，为时代问题提供历史背景知识和解释，意在解决现实问题。亦即，并不是什么历史的真相都有资格在特定的时代得到反映。显然，在威尔逊看来，历史学家必须首先是敏锐的社会观察家，然后才是历史学家；他必须洞察社会现实的需要，然后决定其研究的方向。历史学家可以有自己研究的偏好，但这种偏好不能脱离反映社会现实的需要。这种观念，反映在威尔逊的每一本著作中，不论是史学的还是政治学的。这表明，他对兰克的“客观”、“科学”的历史是不以为然的。简言之，威尔逊说的历史真相是对历史研究得出的印象；这个印象是整体性的；值得予以反映的真相应该与社会现实需要关联；能为读者群体接受的历史真相的印象方为有效的有意义的历史研究。
    威尔逊对历史真相的认识决定了他对史家与史料关系的认识。兰克学派认为，历史学家不仅可以而且必须独立于史料之外，不带感情地用权威的史料描述历史的进程。只要史料充分，就能完整地反映本真的历史。兰克在这里讲的史料只是指官方档案。威尔逊不认为史料自己无需历史学家的主观介入就能自动反映历史的原貌。他说，“史料不会说明它们自己所构成的真相。因为真相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真相是对事情本意的揭示。它只有通过显示其意义的史料安排和组织才能得到揭示。”（22） 亦即，威尔逊认为，兰克学派的所谓独立于史料的史学家根本就不存在。因为，对史料简单的组织本身就是史学家对历史的一种解释。此外，威尔逊认为，要反映历史的全部根本就不可能。如果真要这样，我们只能把书写历史的工作推迟到下辈子。
    兰克学派反对史学家分析历史，认为史料自己就会说话。威尔逊则断言离开分析就没有历史可言。威尔逊认为，史学家必须在揭示历史的真相中发挥主体作用。因为，“读者是才智贫弱的陪审团，他们需要信息，也需要启迪。……史学家怯于判断就会与其作出错误判断的时候一样欺骗读者，因为我们必须获得启迪--这是他的职责。我们不仅要求他讲故事，而且要求他揭示事件的性质、伦理和动机。……‘史实’比表面上显示的要藏得深，它们与历史剧中的思想动机相关联，这些不该公诸于众吗？”（23） 这些都离不开判断。而且，“在不断变化的书写真实历史的过程中，每一个句子都必然是判断。”（24） 因此，判断是解释历史的先决条件，历史的叙述本身就是判断。相比当时普遍存在的描述史学，这是史学思想的一个重大进步。
    为了反映历史真相，史家对史料该如何取舍？威尔逊一贯主张以主题统驭和决定材料取舍。主题的确定以社会现实为转移；因此，并非什么史料都对特定的历史社会主题有用。威尔逊认为，“为了叙述主题，必须将一些史料挑选出来，绝大多数放弃。目的是什么？反映心目中的真相……因此，只需留下关键史料，抛弃次要的。”因为，“史家的目的是让他的主题具有一个真实的印象，把它放在一个紧凑的综合的而非开放的松散的分析框架中展示出来，将每一个句子、每一个笔触、每一个部分团聚在一起，略去对形成一个统一的真相的印象并非绝对必需的成分。”（25） 史料的来源在哪儿？完全依赖官方档案显然不够。威尔逊非常重视地方史料。1889年，他多次写信给特纳，请他帮忙寻找有关西部的史料。（26） 他也重视私人的历史研究活动，尤其是私人留下来的文件和记录，认为“没有这些材料，官方档案就不全，无法鉴别真伪；这两种材料分开了，它们都会令人无法理解。”（27） 亦即，历史学家应该拓宽史料视域，官方史料与地方史料、民间史料并重，只有这样，才能更真切地反映历史的真实。这种史料观是当时美国史学界的普遍共识，但威尔逊的史料观比一般史家走得更远。他甚至从文学、诗歌作品中寻找有用的史料，这是与当时史家的史料观大不一样的地方。
    确立了主题，对历史真相有了确定的印象，史料业已完备，并不意味着历史真相就很容易表述出来。能否让读者一起认清历史真相，史家的著述过程十分重要。他必须带领读者同他一起去感受对历史真相的印象。这要求历史学家具备很高的素质。威尔逊认为，“历史学家既要有学术修养，又要有想象力；既要有完美的文学艺术，又要正直和诚实。”威尔逊相信，真正的历史学家具有彻底分清现在与过去的能力。“要做到这一点，他自己的印象必须与无知的读者一样清新，他的好奇心在每一个阶段都强烈而显得幼稚。随着书越写越厚，历史氛围就会悄悄地渗入他的思想中。只要他小心翼翼推进对叙述中的事实的描述，与他的书同步前进，写作就会按印象的指示继续下去。”（28） 威尔逊在运用想象一词时区分了两种想象：体验性想象和创造性想象。他说：“是通过体验性想象……而非创造性想象”（29） 去体验过去。所谓体验性想象，就是作者必须与所写的时代在思想上同一，具有“同感”；这感觉“必须是身处历史当中的观察者的感觉……象个当地人，而不是个外地人”。（30） 他认为：体验性想象力是理解力、“同感”判断力和神奇的洞察力相结合的产物；想象力工作不可能由编辑完成，甚至不能在某一个天才指导下通过将不同思想或产品融合在一起来完成……它在本质上是个人的、不可沟通的。（31）
    威尔逊史学著述均围绕全国性主题。要有效阐述这么大的主题就必须处理好地方与国家史、历史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关系。他指出：“地方史是国家史的终极本质……一个国家的历史不过是其乡村史的放大”；但不是什么地方史都构成为国家史的一部分，“正确的有生命力的地方史应是目光高远且视域广阔的”。（32） 地方史的意义在于它是更大的整体历史的一部分，它次于国家史。“地方史之次于国家史有如部分之小于整体；没有部分，整体就不会存在；除非部分得到理解，否则我们无法理解整体。地方史之次于国家史就好比书的每一页次于整册书；你在每一页中不会发现中心主题，但每一页又含有主题的一部分。”（33） 威尔逊认为，不同的地方史对国家史所作贡献是不一样的。美国中西部诸州的历史就比其他地方史更重要。因为，“在将近300年中，我们的一个不变的事实是，我们一直是一个在蓬车上的民族；到目前为止，这是我们国家历史的核心和占主导地位的事实。”（34） 一句话，中西部塑造出了真正的美国。因此，中西部的历史应该在美国历史中占据独特地位。
    在历史的多样性和统一性问题上，威尔逊认为两者互为经纬。“它们是两种友好而非敌对的历史方法，相互合作以达到各自均无法单独达到的目的”；“两种历史的兴趣都是一样的，每一种都是对人类精神的记录……在一种历史中，我们寻求彰显于行动中的人类精神；在另一种历史中，我们寻求表现于观念中的人类精神”。（35） 威尔逊认为，“所有不同类别的历史……都是为了阐明在社会协作中的人们的行为、思想和人类的精神生活。”（36） 的确，当时美国史学研究是专有余而综合不足。究其因，威尔逊认为，主要是大学史学教育的通专失调和科学主义所致。许多史家是在没有通史功底的基础上开展专史研究的，导致见木不见林；更多的史学家不敢大胆向科学的权威挑战而埋头于细部研究。但是，只要专史研究者着眼于整体去构建他们那部分的历史，综合就会自然产生。亦即综合可以在各个层面上进行。威尔逊预言：“综合的时代已经来临”，（37） 因为，“我们的思想需要综合，没有大胆的综合方法，所有知识和思想都将变得软弱无力”。（38） 威尔逊的史学研究预示了后来美国史学的走向。